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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第4章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在公元1127年上演的巨型历史悲剧中,有一个介乎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童贯。

  半年前,他已经被皇帝下令杀死。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公元1127年悲剧的主要制造者,即便死上一百次,也不足以赎回他的罪恶。因此,在后来的世代里,一提起他的名字,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舞台上的大花脸,或者鼻梁上涂抹着一大块白粉的角色们。

  事实上,童贯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般的悲喜剧色彩。他的一生中,开创了几项中国历史之“最”,肯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无人能够打破的记录,并且可能会永远保持下去。

  这几项记录是:

  中国历史上握兵时间最长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没有人能够精确统计出中国历史上的宦官总数。粗粗算来,大约至少应该不低于百万人才对。也有论者估计,认为应该在三、四百万左右,极端者甚至认为可能达到千万之众。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平心而论,在这数百万人群当中,仅仅凭着这样几项记录,这个人物就没有理由被漫画化、脸谱化为一个小丑的模样。事实上,如果不带偏见地翻检一下历史记载,我们会发现:在公元1127年的悲剧发生之前,将近二十年时间里,童贯肯定曾经是我们帝国的骄傲与荣耀,代表了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光荣与梦想。

  可能是大众传媒和娱乐圈概念性思维加低能的缘故,致使我们每当想起历史上的那些反面人物时,常常会把他们和或者獐头鼠目、或者满脸横肉联系起来。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至少北宋末年的这些反派大人物不是如此。

  也许是因为宋徽宗具有美术天才的关系,他所信任和喜爱的亲近重臣,仪表一般都很出众。徽宗皇帝本人,用古时人们的形容,叫作面如脂玉,唇若敷朱,风姿如玉树临风;与他政治上的昏庸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他传世不朽的人物画《听琴图》和部分时人记载上看,蔡京眉目疏朗俊秀,风度儒雅从容,很有点美男子的味道;也丝毫不妨碍他做事的阴毒狠辣。另外一位同样官至宰相的此类人物,名叫王黼。这个人身材挺拔,金发金眼,与常人大异其趣而不同凡响;同样没有影响此人卑污猥琐的为人。

  童贯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史书记载,此人身材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颐下生着胡须,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这可能和他年近二十岁才净身有关(1)。

  据说,童贯为人有度量,能疏财,出手相当慷慨大方,很像《水浒传》上同时代那些仗义疏财的好汉。只是,他仗义与疏财的对象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后宫妃嫔、宦官、宫女、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天子近臣等等,时不时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好处。因此,皇帝耳边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称得上好评如潮。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阳刚外形的人,却性情乖巧,心细如发,对皇帝的心理具有极强的洞察力,每每能够事先预知皇帝的意趣意图,于是说话做事很少荒腔野板,从而大得欢心(2)。

  童贯净身入宫时,是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宪门下作徒弟。这位李宪是神宗朝的著名宦官,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多年,颇有些战功。

  童贯读过四年私塾,有些经文根底;跟随李宪出入前线,又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很有点能文能武的味道。加上他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相当了解。这使他在宦官中很不寻常。不过,看起来李宪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提拔照顾,致使童贯进宫二十余年,始终没有出人头地。如果不是赵佶这种性情的人作了皇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二十年的话,他说不定会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皇宫里。

  从时间上推算,徽宗入继大宝时,童贯已经四十八岁。这个年龄,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精力臻于巅峰之际。徽宗以内廷供奉官的名义,派他到杭州设明金局收罗文玩字画,第一次为他打开了上升的通道。一般说来,内廷供奉官大体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长,并不是一个多高的职位,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称得上老谋深算,意味深长。

  在杭州,童贯与贬居此地的蔡京过从密切,朝夕相处。此次,据说蔡京很巴结,将自己珍藏的王右军的字,给了童贯;又帮助他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品字画器玩弄到了手。在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他们俩巧取豪夺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像上海滩上阿飞放鸽子、仙人跳似的,把蔡京的一个小妾愣说成是预备晋献给皇帝的美人,从而在一个世家子手中勒索出了两件皇帝特别喜欢的古画等等。不管怎样,据说,其中,就包括了徽宗皇帝梦寐以求的这幅周文矩真迹——重屏会棋图等等。这些工作成绩,令皇帝十分惊喜,从而,开始对童贯另眼相看。事实上,在此期间和主持杭州造作局工作时,童贯肯定狐假虎威地干了不少缺德事,这从当时臣僚奏疏中颇有烦言可以看出。可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抨击童贯的言辞,都没有能够抵消他给皇帝带来的喜悦(3)。而且,更厉害的是,蔡京与童贯结下了彼此援引的深厚友谊。

  此次杭州之行,童贯特别热心地按照自己对皇帝的理解,指点蔡京创作了一批深受喜爱的书画作品,经过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到皇帝手中。回京后,他又出手极为豪爽地向宫中妃嫔、曾经预言赵佶能够当皇帝的道士、皇帝身边的近臣和另外深得皇帝信任的宦官梁师成之属馈赠厚礼,为蔡京回京打通了关节。

  当时,据说童贯的几个心腹徒弟十分困惑,不明白师傅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儿。童贯告诉他们:“现任的宰相没有人拿我们放在眼里,巴结起来即便不是没有可能,也会极其费劲;如果看准了,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扶起来一个宰相,那就完全不同了。”

  事实证明,童贯烧冷灶的眼力与功力全部超一流。不到一年,蔡京便三级跳似的坐到宰相的位子上了。这一点对于童贯具有深远的意义。

  蔡京主持国政之后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推荐童贯监军西北,意在收复青海甘肃地区的四州之地。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颇能看出童贯的性情:

  童贯担任监军后,随大军进发到湟川。他们在此地杀牲祭旗,召开誓师大会,然后,正在行将开战之际,突然接到皇帝手诏。原来皇宫失火,皇帝认为是不宜征战之兆,急令止兵。童贯看过手诏后,若无其事的折起来塞进靴筒。军中主将问他,皇帝写了些什么?童贯回答说:皇帝希望我们早日成功。

  在这次战争中,童贯表现低调,他支持、配合领军将领,打了一连串漂亮仗,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则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在庆功宴会上,他慢悠悠地拿出皇帝的那份手诏,传示军中将领们观看。大家一看之下,无不大吃一惊。领军主将相当惶恐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童贯回答说:“那时士气正盛,这样子止了兵,今后还怎么打?”主将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人去领罪。”据说,当时众将领“呼啦”一下子跪了一地,大家无不感激佩服。谁都知道,军令如山倒,何况是违旨,这可真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儿。若是打败了,童贯可能确实是要掉脑袋(4)。

  与此同时,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相当打动人心的事情。开战后,阵亡了一位很是奋不顾身的将领。当时,这位将领的妻子已经去世,他战死后,他的独生儿子流落街头,成了乞讨儿。童贯下令将他找回来,当众认这孩子为义子。声明一定如对己出般地善待遗孤,将他抚养成人。这一手很厉害。那些镇日里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十分感动,认定童贯是一位值得为之卖命的上司。从此,童贯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可惜,这个改名童师闵的孩子,长大后帮着童贯干了不少坏事,公元1127年之前一年,诛除“六贼”时,与童贯同时被新皇帝下令斩首(5)。此是后话。

  这次战胜,对于大宋帝国极其重要。帝国已经许久没有军事上的光荣与辉煌了,这令帝国君臣民众相当郁闷。要知道,自从“澶渊之盟”,帝国与辽国结成不断勾心斗角的“兄弟之邦”以后,东北、北部地区好歹平静下来了,西北军事就成了帝国心头长久的痛。中国历史上名气极大的一代名臣范仲淹都曾经在这里折戟沉沙,弄得很是灰头土脸。是故,童贯成为我们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英雄般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并且长久地照耀在帝国黑沉沉的西北部上空。

  嗣后,童贯常年出没西北,主持该地区军事。并率兵连打几次胜仗,相继收复了积石军,就是今天的甘肃贵德,和洮州,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从此,童贯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柱石,撑住了西北方曾经多次险些垮下来的天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北地区地瘠民穷,天欲垮不垮地好多年,表明它不可能真的垮下来;仅仅是蔡京、童贯者流希图邀功,才穷兵黩武,屡屡挑起战端。这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在此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仅是说:当时的帝国朝野上下,事实上是非常需要并且非常欢迎这种军事上的成功的。它的心理基础,很有可能应该不仅仅只是想穷兵黩武而已。想想我们今天面对台独时的民族感情,也就不难想像当时人们类似的激情。

  当此时,大观二年即公元1108年,童贯与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龃龉,起因是皇帝下令授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人称这一官职为“使相”,一般是在宰相外放为节度使时加官所用,极为尊贵,其含义是待遇、地位、荣耀已经相当于宰相。过去,这一官职从来没有授给过宦官。蔡京说:“童贯以一个宦官之身受封节度使已然过分,使相尊位哪里是他所应该得到的?”蔡京作为宰相拒绝奉诏委任,皇帝也就此不了了之(6)。

  实际上,蔡京对童贯的不满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童贯侵犯了自己作为宰相的尊严与权力。原因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时,已经不通过政府程序,而是直接从皇帝那里取旨任命。有的干脆就是他自作主张,先任命了再说。这使政府首脑蔡京宰相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因此,决定晓之以颜色。童贯当然也很恼火。不过,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情势。第二年,大观三年,即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是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为一路,工夫下在妃嫔和皇帝身上,将蔡京干的坏事在他们耳边不停地吹风;朝中是寻找与蔡京素有怨隙的官员为一路,工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后由中丞和殿中侍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最是剑走偏锋,却也杀伤力最大,——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徽宗相当惊恐,蔡京屡次求见均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求退,皇帝立即下旨,同意他以太师致仕,贬为太一宫使。并进而将其贬居杭州。

  至此,童贯大获全胜。但是,很有可能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继任宰相张商英为政持平,多次劝皇帝“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严惮之”,时称其忠直。实际上,徽宗皇帝初政时,张商英就曾经当过宰相,当时,青年皇帝就有点怕他,所以,在修缮宫室时,特别嘱咐工头,看见宰相过来就和工匠们躲开,不要让宰相看到他们。后来,张商英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中,实际上人们都知道这是胡扯,是蔡京借此排斥竞争对手而已。因为,张商英拥护变法是众所周知的。如今,将近十年过去,皇帝自我感觉好了许多,张商英却是一点没变,一以贯之地以自己的忠直匡正皇帝与国事,闹得皇帝仍然“严惮之”,就是特别畏惧他的意思。显然,这与童贯的路数差别巨大。

  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一级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尽管此时童贯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

  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7)。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与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我们知道,“媪”是老年妇人的意思。

  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

  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应该算是极其强悍的了。他的一生中,光是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曾经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十七年以上。其意志之顽强坚韧可以想见。我们知道,蔡京聪明绝顶,在很多领域里称得上才华横溢。一般说来,任何社会的道德指向,大体上都是崇善抑恶的。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

  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切,蔡京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二人尽释前嫌,言归于好。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蔡京贬居杭州;贬居外地的官员,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般是不能擅自返回京师的;而在此期间,童贯是否去过杭州,也很成疑问。对此,我们姑且存疑。但有一点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童贯、蔡京二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配合默契,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

  政和二年二月,即公元1113年,皇帝将罢相三年多一点的蔡京,重新请回朝廷。五月,蔡京再执相权,皇帝下令,允许这位年届七旬的老宰相在家里办公。蔡京的此次复出,对于大宋帝国真正是灾难性的。徽宗一朝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动工兴建的。如许多朝代不敢轻易修建的明堂,如延福宫,如艮岳等等。在此期间,花石纲也蔓延成灾,荼毒全国。

  此时,老宰相蔡京也仿佛看破了似的,整治起人来,又狠又辣。举凡官吏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凡是顺承他的,须臾之间就可以得到升迁和美缺;但凡忤逆过他的,上至宰相,下到边鄙小吏,必除之而后快。当时一部时人著作里曾经记载,有一个到他家里谋官的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这位宰相,将三个人从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提拔为副司局级。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此人的面进行的。表明他已经根本不在乎公开弄权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部官居大学士,其地位与执政相当,差不多是副宰相的阶级。家中的厮养小厮、仆役皆至大官;姬妾多被封为夫人(8)。

  这里面,数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最有出息。徽宗皇帝十分宠爱这厮,使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以随时进宫晋见皇帝。他和那位金发金眼仪表堂堂的宰相王黼、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一样,经常参与宫中秘戏。这三位宰相副宰相时常涂抹化装、穿上戏服,夹杂在倡优侏儒中间,讲一些市井淫谑浪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晕段子之类,可能还要加上一些表演性的夸张,甚至把全身画满花样,然后脱光了全部衣服表演,以此取悦皇帝。据说,有一次君臣正在乐不可支时,被皇后撞见了,皇后大吃一惊,摇头叹息道:“宰相尚且如此,这个国家可怎么治理?”(9)

  后来,这位蔡攸的势力已经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于是便自立门户,开始与父亲相互倾轧。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厮的手段极为狠辣。比如,当时,他的弟弟蔡絛深得父亲喜爱和倚重,这位哥哥就找了个机会,请求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京老泪纵横地跪在皇帝面前求情,才救下了这个儿子的性命(10)。

  《宋史》中记载说,有一天,蔡攸突然来到蔡京家中。蔡京正与一位客人说话,见他进来,连忙让客人避入内室。只见蔡攸这厮一把抓住他父亲的手腕,边为他诊脉,边问道:“大人脉势舒缓,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蔡京断然回答:“没有!”蔡攸说了声:“宫里还有事。”便扬长而去。客人如坠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地问蔡京:这是玩的什么花样?蔡京回答:“你不知道,这小子想以我有病为借口罢我的官呢。”蔡攸当时可能是想顶替父亲的空缺,由自己执掌相印。几天之后,蔡京果然被罢了宰相官位(11)。但蔡攸的希望也落了空,接替蔡京相位的,是那位金发金眼的王黼。

  也算是一种报应吧。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两代同时位极人臣,势焰熏天,同一天被流放杀头,同时列入官修正史奸臣传的,蔡京父子可能是独此一家。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开府仪同三司、从而位极人臣的蔡京的弟弟蔡卞,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势焰熏天的蔡攸的弟弟蔡絛的话,那么,仅仅蔡氏一门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算是蔚为大观了。

  就是在此期间,蔡京与童贯高度默契,怂恿皇帝宋徽宗赵佶,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或者巨祸的事件。这就是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联金灭辽事件。从此,将大宋帝国推进万劫不复、血流成河的深渊。导致大宋帝国覆灭,导致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导致一部大宋帝国历史,从此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创痍,满纸血泪,读来令人倍感凄凉。

  事情起因于童贯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访问,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议题,只是依照两国约为兄弟之邦后的外交惯例,前去祝贺辽国天祚皇帝的生日而已。童贯也无非是留心沿途山川形势,考察一路风土人情。除了辽国一方在接待规格上不算特别崇高隆重,令童贯稍感怏怏之外,一切行礼如仪,没有特别值得讲述的新鲜事儿。进了辽国首都临潢府后,他们看到大街上人流如织,市面相当繁华。再进一步留心,发现原来契丹人与汉人是分地而居的:城北,房屋高大豪华,为契丹人之居住区;城南则低矮简陋,多是以手工、商贩为业的汉人居住。这使使团诸公相对感慨,不一而足。

  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发生在回国途中。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地专级的样子,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两样:其一,他不该在被故国遗弃了一百多年之后,还要热烈地怀念华夏文明,希望故乡回到祖国怀抱;其二,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12)。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当今辽国天祚皇帝的前一任皇帝,是天祐皇帝。这位皇帝曾经用二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所刻铭文中写道:“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这座开泰寺的遗址,就在今天北京西便门附近西北一里处。连皇帝尚且希望来世托生在中国,也就难怪马植对故国心向往之了。因此,诚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马植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不是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国,而是这个祖国辜负了他。后来,到了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国骑兵席卷大河上下之后,大宋帝国君臣毫不自省,迁怒于马植,将已经改名为赵良嗣、并忠心耿耿为帝国奔走的他杀死在贬居地湖南郴州。

  此刻,童贯面对马植所献的灭辽复燕之策,大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那片天地里,他将创下震烁古今的伟大事业。

  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陈乐素教授所考证的时间,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两年时间,并在一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四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酋长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元1115年,雄州知州送来紧急文书,其中附有马植的亲笔信,援引孔老夫子“危邦不居”的古训,表明了南归“圣域”,恢复汉家衣冠的愿望。他所陈述的一切,并非不符合帝国正统的观念。于是,徽宗命童贯与蔡京共议可否,二人一致认为应该接纳,于是下令,让马植于当年四月入境。其实,此刻马植已经来到了童贯家中。徽宗皇帝知道后,立即于延庆殿接见该人。在这次接见中,马植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他的一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摘引进了《宋史》,成为宋辽金关系史上的名言:“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侔者,等也,齐也,相同之意。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一样啦。

  事情的全部关键,不在于马植做错了什么。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宋徽宗对马植所说的一切深表赞同。于是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赐国姓赵,改名赵良嗣。从此,大宋帝国蠢蠢欲动,开始了联金灭辽、恢复燕云之举。

  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现实考虑和道义思量的双重反对。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3)。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在策略上,他也反对这样做。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譬如一个大富翁与一家穷人比邻而居,他想吞并穷人,扩大自家的地盘。于是找来一个强盗,对他说:干掉这个穷小子,他的房地产给你一半,他的财产全部归你。就算都做到了,邻居换成了一个成天惦记你家财产的强盗。从此,你的日子还能过吗(14)?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把这个强盗还是估计得太老实了。

  在道义上,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澶渊之盟,两国结成兄弟之邦,不管怎样,毕竟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双方有来有往,总体上还算友好。如今,人家家里失火,作为邻居,不但不帮忙救火,反而趁火打劫。这叫怎么说的?

  甚至原定的对辽作战前敌总指挥种师道就持这种看法。这位“老种经略”,是北宋末年赫赫有名的“种氏家族”名将,世代行伍,在军界很有威望。他劝童贯说:“我们现在干的这档子事,就和邻居家进了强盗,不但不去救,还趁乱抢劫分赃一样。这种事真的干不得。”童贯听了极为恼火。他不动声色地密奏皇帝,弹劾种师道。结果,宰相王黼临战易将,立即下达命令,强令种师道退休(15)。

  今天回顾起来,促使大宋君臣玩火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下列三种原因起了主要作用:一是朝代的夙愿,二是现实的屈辱感,三则确实是这种趁火打劫的心态。

  朝代的夙愿,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赵宋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如果上天假以时日,以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或许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到赵光义时期,连续两次较量,都落得全军覆没的结果。致使宋朝上下普遍患上了“恐辽症”。加上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渐渐形成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于是,燕云恢复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帝国夙愿。

  王安石变法图强的基本动机里面,就包含了实现这一夙愿的深层追求。所以,当国库相对充盈时,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就曾经放出狠话:若有人能够收复燕云地区,皇家将不吝惜册封此人为王(16)。然而,在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之下,北宋时期许多品行高洁、学术纯粹、德高望重之士,大多成了主和一派。致使那些试图用“主和”还是“主战”,来作为区分北宋时期好坏善恶标准的人,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因此,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摘下这顶王冠。

  此时此刻,仿佛天赐良机,使徽宗君臣这一帮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又不自知的不入流角色们,怦然心动。特别是童贯。多年西北征战,虽然有重大谎报军情、损失惨重之情事,但毕竟还打了不少胜仗。因之,此时的他,已经极度膨胀。很有可能,他已经在恍惚之中,看到那顶王冠就在伸手可及之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辉煌灿烂,仿佛伸出手去,就能摘下来戴到自己的头上呢。

  现实的屈辱感,也很容易理解:臣子中支持联金灭辽的,很多人是出于每年五十万两、匹银绢的考虑。澶渊之盟,是在宋真宗军事上占据了较为有利地位的情况下签订的,其中仍然约定,大宋帝国每年要向大辽帝国输送白银若干万两,绢若干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其实,谁都知道,这就是一种变着说法的上贡,一种花钱买平安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后来经过变故,这笔钱固定为银绢五十万两匹,年年如此。就此,辽国至少在军事上,对大宋的确是不大放在眼里。对于从来都是以华夏正统、天朝上国自居的帝国君臣,其屈辱可以想见。

  大家能够谋取心理平衡的理由是,五十万两匹银绢总比浩大的军备军费来得便宜。而且想想看,即便花费了这些军费,人们却既承担不起万一战败的罪责,又承担不起战胜后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后果。不言而喻,这是以文制武基本国策必然的逻辑后果,是令大宋帝国君臣们相当痛苦的一个心结。

  事实上,纵观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历程,不论是在此之前的北宋,还是在此之后的南宋,帝国君臣无时无刻不是在这屈辱与算计的两个极端中度过的。这一对儿可憎的双胞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顽劣乖张,丑陋狠毒,一点儿都不可爱,让生下他们的帝国君臣费尽心机,吃尽苦头,操透了心。显而易见,在帝国传统之下,这个方程事实上确实无解。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这么困难的问题比较起来,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的念念叨叨,根本就是、简直就是、实在就是无病呻吟。

  有一件事情,很可以说明上述困境:

  位居太宰的郑居中,很反对这次决定。太宰,是一个古老的官名。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主管家务和家奴,类似王室大管家一类。西周后沿用,仍然负责皇室内外事务,并在皇帝的左右襄赞帝命,有点类似但高于后来的内务府大臣和今天的办公厅主任;只有到了宋徽宗时代的一段时间里,才将尚书左、右仆射改称为太宰、少宰,实际就是左、右宰相。郑居中责备蔡京:作为国家元老,却不守信用,制造事端。百余年来,边境宴然,兵不识刃,民不加役。此次,假如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打胜了,也是蠹国害民之举。他侃侃而谈,蔡京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憋了回去。蔡京不慌不忙地告诉他说:这是皇帝的意思。皇帝无法忍受以大宋之强大,每年还要交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

  郑居中立即无话可说(17)。

  此时,就连当初帮过蔡京大忙的、那位曾经为皇帝画《爱莫助之图》的邓洵武,也不赞成毁约出兵。这位当年的起居郎,如今早已不是那个跟在皇帝屁股后面做记录的书记官儿了,他现在的职位是知枢密院事,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长官,已经属于国家重臣。他说得隐晦而又直截了当:国朝初年,以太宗之神武,赵普之谋略,曹彬、潘美的大将之才,征伐四方,百战百胜;却唯独于燕云毫无建树,今日哪里可以轻举妄动!“且百年盟誓,一朝弃之,诚恐兵举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18)

  他直截了当地反对出兵,曲折隐晦地否定了做这件事情的人。用今天的语言明确引申出他话中的意思,就是:事儿是件好事儿,能不能做好,要看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去做;在眼下这个时候,由现在这帮人去做,中国就完蛋了。

  徽宗皇帝还真听他的话。马上对蔡京说:“别做这事儿。祖宗誓盟,违之不祥。”(19)

  然而,天才艺术家宋徽宗的轻佻性格,不在这种时候发生作用,那就不是轻佻,他也就不是宋徽宗了。在这种时刻,抗拒诱惑,战胜自己的不正当欲望,清醒、理性、理智地判断形势,这对于轻佻是一种否定。只有真正的政治、军事天才才有可能作到。徽宗君臣中,没有这样的人物。而艺术天才不是干这种事儿的人。我们的皇帝是艺术天才。他没有这种意志、没有这种能力、可能也没有这种愿望进行这种否定。我们甚至从他即位之初的作为中,都能够看出,他所意气风发地作过的那些粲然可观的表示,都表达的是浪漫,而不是理性。他与理性无缘。他命中注定。上天生下他来,似乎就是要这位艺术天才,用自己的轻佻,来主演这场悲喜大剧。

  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以肯定是那种趁火打劫的小人心态发生了作用,促使到目前为止,徽宗君臣滑着舞步来治理国家的轻歌舞喜剧,无可逆转地滑向悲剧,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从马植,现在叫赵良嗣的嘴里,徽宗君臣肯定已经了解到了,这些年来,发生在辽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此时大辽帝国的国政不修,和大宋帝国的君昏臣奸一样,的确是已经称得上一塌糊涂。只不过大宋帝国君臣不自知,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其情形,恰好印证了民间那句俗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

  辽国是在中国境内建立政权时间最久的帝国之一,到目前为止,立国已经超过二百年。比灭掉它的大金帝国和与它对峙时间最久的北宋帝国的寿命都要长。假如我们可以把东、西汉与南、北宋,分别看成是两个不同朝代的话,那么,大辽帝国就是中国境内立国时间排在第四位的帝国,次于唐朝、明朝和清朝。

  研究辽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种见解认为:辽帝国的衰败是从辽道宗统治中后期开始的。这位辽道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特别倾慕中原文化,祈求佛祖保佑他下辈子托生为中国人的天祐皇帝。

  天祐皇帝的汉语名字叫耶律洪基,是一位很聪明的皇帝,而且精通汉民族诗文典籍。他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肯定可以进入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前十位之列。登极之初,这位皇帝励精图治,而且相当有成效。不幸的是,在他的统治进入二十年的时候,开始江河日下。

  或许是尊崇中原文化的缘故,他所犯的错误,和中国历史上那些宠信奸佞的昏皇帝们非常相像,只是这些奸佞们在帮助他犯错误的过程中,加进去了不少新鲜的创意,遂使整个事件具有了相当独到的地方。

  公元1075年,是天祐皇帝执政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一年是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太康元年。这一年,他亲手制造了辽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从此,注定了辽国步向衰亡的未来。

  史书记载说,天祐皇帝的萧皇后容貌美艳无双,而且聪慧绝伦,工于诗词格律,擅长音乐,笃信佛教的一些辽国人感叹地认为,观世音也不过如此。于是,便别称她为萧观音。当时,辽国的一首歌谣里唱到:“玉饰头,金饰足,观音来做辽皇后。”美丽风雅的皇后深受臣民们爱戴。

  可能和游牧民族的传统风俗有关,辽国历代皇帝都酷好打猎。有一次,萧观音跟随皇帝出去打猎,在伏虎林驻跸。当晚,举行盛大宴会,皇帝为了炫耀自己无比宠爱的皇后的才华,让她当场赋诗一首。皇后略一沉吟,随即朗声吟诵,诗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据说,皇帝激赏不已,大臣们则欢声雷动。平心而论,这首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是首好诗,颇有点出自赳赳武夫之口的打油诗味道。与这位皇后后来写的一些诗词比起来,相差很远。不过,同样平心而论,在脱口而出的情况下,能到这种程度,似乎也足以显示这位皇后的修为与气势了。

  辽国天下兵马大元帅是皇族中地位最尊崇的皇太叔耶律重元,他的萧氏妃子已过中年,渐入老境。此时,浓妆艳抹,风情万种,史称其“艳冶自衿”。大约是自我感觉极佳,喜欢卖弄风情吧。从现象上判断,这种表现可能是一种老之将至带来的心理调适失常。皇后颇不以为然,将这位王妃召到自己的座帐里,告诫她:身为皇家贵戚,不必如此。

  王妃恼羞成怒。回来后,开始怂恿自己的丈夫与儿子夺取皇位。他的儿子爵封楚王,二十来岁便官拜南院枢密使,执掌军政重权。此时怦然心动。秘密联络了一批人,准备以父亲病重为名,骗皇帝前来探视,杀之,然后拥立父亲继皇帝位。应该说,他们策划得相当周密。然而在发动之时却全线崩溃。原因是,有一个重要参与者临阵倒戈、告密。

  这位告密者名叫耶律乙辛,是一位牧民的儿子。据说,乙辛小时候放羊,在山坡上睡着了。他父亲把他叫醒。他抱怨父亲说:梦见有人送给他吃月亮和太阳;月亮已经吃完,太阳刚刚吃了一半,结果,被弄醒了,真可惜。很是懊丧。史书上记载说:此人风仪俊美,外表和善而内藏机关。为了皇帝,他甚至让自己的弟弟离婚,然后把弟媳献给皇帝。这样的人,没有理由得不到皇帝的宠爱。加上此次告密平叛大功,他被很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不久加封赵王,进魏王。从此,位极人臣。

  皇帝喜欢游猎,乙辛便为皇帝多方搜求宝弓良驹,并终于觅得一匹全身雪白、电闪追风的宝马。皇帝极为喜爱,赐名电飞。从此,终日驰骋射猎,快乐无比。

  此时,在两个方向上,同时飞来不祥的阴云:一方面,皇后年届中年,色相渐衰。加上喜欢时不时地劝谏皇帝,导致皇帝嫌她唠叨,对她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皇后所生的皇太子已经十六岁,被册封为燕赵国王,领南北枢密院事,成为乙辛的顶头上司。史书上认为,这位太子虽然年轻,却仁爱公正,用法严明,对乙辛多方裁抑。乙辛恐惧而且怨恨,开始设计除掉太子。

  他是从皇后身上入手的。

  当时,三十五岁的皇后已经时间越来越长地见不到皇帝,相当孤独寂寞。而且,一个普遍规律是,越是富有才情的人,这种孤寂越难排遣。于是,皇后写了一首词,词名《回心院》,让诸优伶弹唱,希望像卓文君挽回司马相如的心一样,挽回皇帝那颗飞流飘荡的心。这首词极尽缠绵悱恻地表达了对皇帝的爱意与期盼。据说,根据这首词谱的曲,弹奏难度颇高,众多优伶中,只有一位名叫赵惟一的伶官可以完美地演奏与表现。于是,这位赵惟一就被频繁地召到后宫,与皇后切磋弹奏。中国宫闱故事表明,但凡到了这种时候,距离漫天飞短流长和宫闱惨剧就不远了。

  皇后宫中有一个侍女,素常伶俐乖巧。有一天,笑嘻嘻地拿了名曰《十香词》的十首春宫艳词给皇后看,并且告诉皇后,此词乃大宋皇后所制。皇后读得脸红心跳,却也津津有味。据说,皇后的评论是:写得好是好,只是太放浪了些;想不到宋朝皇后如此大胆,敢写这样的诗。这个侍女便请求皇后:既然是好诗,若蒙皇后抄写一份赏赐给自己,就成双绝了,胜过价值连城的双璧。皇后百无聊赖,就真的给她抄了一遍,并把自己所作的一首《怀古》诗也抄在了后面。诗曰:“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唯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不久,乙辛出面将这个侍女、她的丈夫和这些诗词交给了皇帝。告皇后与赵惟一淫乱后宫。皇后所写的诗被解释为想念情郎的藏字诗,原因是,诗中嵌有“赵惟一”三字。皇帝大怒,据说当场操起侍卫用的铁骨朵,击打到皇后的头上。第二个月,三十六岁的皇后被赐死。两年后,乙辛再次出手,帮助皇帝以图谋篡位的罪名,将时年二十岁的皇太子贬为庶人,囚居上京。不久,乙辛命人悄悄将废太子毒死。后来,皇帝发现了事情真相,处死乙辛及其同党。无奈大错已经铸成(20)。

  公元1101年,天祐皇帝病死。继承天祐皇位的,是已故废太子的儿子,——比宋徽宗赵佶晚一点点登上帝位的辽国最后一位皇帝——天祚皇帝耶律延禧。

  翻检史书,的确很难找到为这位天祚皇帝说好话的理由。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优点的话,大约只能说他身体很好。这实在令人很无奈,却也实在真的是事实。

  天祚皇帝的身体好,可能与他酷爱狩猎有关。游牧民族出身的皇帝喜欢打猎,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可以理解。但是,能够喜欢到天祚皇帝这个分儿上的,却不算太多。假如有人希望对“离谱”、“过分”一类词汇增加一些感性知识的话,看看天祚皇帝是如何着迷于打猎的,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翻开史籍,关于这位皇帝,大量的记载。等等”岭沙猎“,”山南猎“,”山里那斯于猎“,”山秋于猎“:是都的军不成队溃军国辽,火烽地遍,国个辽大半打遍已经金国就在至甚包团兵团金骑被大潢府都临首国辽。减少不见一点载都记种这,候时,时,这位皇帝不是在调兵遣将保卫京城,而是骑着一匹宝马名驹,奔腾驰骋在皇家猎场里打猎。

  如此热爱狩猎的一个人,他实在应该去做个专业猎手,而不是皇帝;就和我们帝国的皇帝实在应该做个专业书画家,而不是皇帝一样。

  值此女真崛起之际,上天几乎在同一时间安排这两位当上皇帝,就像专门为了让二位把各自的国家带进火坑,从而成全大金国似的。后来,公元1125年,天祚皇帝成为大金帝国的俘虏,徽宗皇帝也在同一年退位,将自己的儿子宋钦宗推出来顶雷。又过了三十一年,天祚皇帝与钦宗皇帝被大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就是著名的海陵王,下令押解到燕京,共同囚禁在今天北京郊外的一座寺院里。一天,完颜亮命令两位皇帝俘虏,参加金国将领们举行的马球比赛。钦宗皇帝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风疾,就是西医所说的高血压,又不善马术,从马上跌下来,被乱马铁蹄践踏而死;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却仍然体健如牛的天祚皇帝见势不好,策马狂奔,企图逃出重围,结果,被乱箭射死。这些虽然已是后话,却可以看出此人的身体好到了什么程度(21)。

  此时,徽宗君臣知道了辽国内政的种种弊端后,心中十分喜悦。于是又一次在国家根本的战略大计上,改变主意,决定出兵灭辽。我们知道,举凡小混混一流的角色,一般不大会去找那种目射精光、武艺高强的壮汉们耍威风。只有在面对孤儿寡女和老实人时,他们才特别不容易压住火气。平心而论,我们帝国的皇帝和他的主要臣僚们,的确就是一群这样一流的角色。

  促使皇帝作出如此重大改变的,是时任宰相王黼。

  史籍记载,这位王黼风姿俊美,目睛如金,口才极佳,且善解人意。他讨皇帝喜欢的方式和蔡攸、李邦彦大致差不多,乍一看起来相当有创意。比如,李邦彦被时人称为“浪子宰相”,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一次,宫内秘戏取乐,我们这位宰相夹杂在倡优侏儒之中,突然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光,露出涂满斑驳花纹的身体,满口呢喃着淫秽之语。立刻引起满场大哗。徽宗皇帝跳起来,举着一根木棍满场追着打他,他逃到廊下,攀到梁柱上不肯下来,口中用娇嗲的声音求饶。皇帝笑得打跌,命宦官传宣圣旨说:“可以下来了。”他呢喃着说:“黄莺偷眼觑,不敢下枝来”,方才从梁柱上下来。王黼、蔡攸几位和这位浪子宰相差不多,都曾经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令皇帝龙心大悦。由此,说当时帝国的宰相形同跳梁小丑,应该不算过分(22)。不过,我们帝国的元首显然不这样看,徽宗皇帝亲笔为王黼宅第题名曰:“得贤治定”。可见,在皇帝眼中,王黼乃太公望、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为此,王黼曾经创下过一项大宋帝国的记录:自通议大夫到少宰即右宰相——第二宰相,中间隔了八级,王黼是一步跳上去的。开创了大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先例。

  王黼宰相的各类事迹颇多,很难一一梳理介绍。此时,他坚定地主张对辽开战,则很有可能与他本人的一个远大志向有关。据说,有一天他到相国寺上香,看到一篇文字下面题着太师、鲁国公蔡京的大名,王黼艳羡已极,连连感叹:“真是想都想不到,蔡元长居然有这么一堆偌大的官职!”从此,与蔡京的地位相差太远,成为王黼宰相的莫大耻辱与追求进步的绝大动力。

  这时,有人向宰相进言:如果宰相能够作成一件大事,就不难达到老太师的地位。什么大事呢?就是联金灭辽,收复燕云。而辽国国政不修,在金国的打击之下,如枯木朽株,不堪一击。大丈夫建功立业加官晋爵,正当此时。王黼一听之下,深以为然。

  本来,此时徽宗皇帝已经决定不做这件违背祖宗誓约的不祥之事了,王黼却适时地挺身而出,侃侃而谈。他说:中国与辽国,虽然是兄弟之邦,但是,百年以来,他们时不时地轻慢我国。实在可恨。何况“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现在不趁机夺回燕云,等到女真强大起来,中原故地恐怕永远拿不回来了。“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一句,可能特别能打动皇帝。意思是,兼并弱小,攻取昏聩,是古往今来最好的道路了。皇帝立即回心转意,决定就这么干了。于是,下令在枢密院之外,再成立一个经抚房,由宰相王黼直接领导,作为国家最高机构,专门处理联金灭辽复燕这件大事(23)。

  王黼还真是不含糊。为了解决出兵的经费问题,这位宰相下令:全国每户人家按人口出钱,以助军费。结果居然一下子敛来六千二百万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其他捐税之外,还要另外一次性地在民间摊派如此巨大的一笔费用。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的税收本来在历史上已经属于最高的一个朝代了,加上扰攘不休的花石纲,现在再收上来这么大一笔钱,相当不容易。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我们找不到确切的数字说明其概念,如果打比方的话,大约相当于:一个五口人的家庭,每年全家所有的收入为六千元钱,他可能需要交一千元的税金,然后,再交一千元钱的军费。假如宰相们没有足够硬的心肠,可能很难下得去手。真正称得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老百姓被搜刮的痛苦可以想见。

  《宋史》记载了这位宰相差不多与此同时的另一次征集摊派。这次征集摊派是以修黄河为名义的,举凡得钱一千七百余万缗。经过如此几次,“河北群盗因是大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梁山好汉了。事实上,聚集到梁山泊的好汉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当时,史书上有记载的几千人、万人以上的农民暴动,可能就有近十起。方腊起义也在此期间爆发。

  据说,徽宗皇帝对于王黼宰相居然能够一下子弄来这么多钱,极感惊奇与欣慰。很有可能使他产生了一个错觉,觉得自己领导的国家实在是非常强大与富裕;因此,的确应该就此完成世代的夙愿,建立起令列祖列宗都要刮目相看的丰功伟绩。他不知道,王黼实际上向他隐瞒了国家的许多真实情况,甚至包括方腊起义的消息。

  公元1118年,徽宗正式派出使臣,从登州即今天的山东蓬莱下海,到苏州即今天的辽宁金州上岸,绕过辽国,与金国磋商结盟图辽事宜。当时,金国的巡逻队不知道这帮人所为何来,差点把他们全体杀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知道了大宋的意图后,如上天降下的礼物,欣喜异常。立即派人携国书与珍奇特产等回访宋朝。同时,还没忘记对宋朝大模大样地使用对下级和藩属的诏书表示不满。

  公元1120年,宋朝再次派遣赵良嗣以买马的名义出使金国,实际商谈夹攻辽国,收复燕云大计。此次出使很有戏剧性。当时,金国兵分三路,已经将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团团包围,其治所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赵良嗣从咸州即今天的辽宁开原县追到青牛山,才见到完颜阿骨打。这位大金国的开国皇帝正在布置攻打辽国都城,匆匆忙忙地对他说:“你可以先看看我的实力,然后再谈。”随即下令攻城。临潢府经过辽国一百多年的经营,城池高大坚固,加上首都守卫部队也是辽国的精锐部队,因此号称铜墙铁壁,闻名四方。结果,从早晨阿骨打下令攻城,不到中午时分,这座塞外最繁华的辽国首都巨城,便告陷落。金国军队凶狠强悍如斯,给我们帝国的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良嗣此行,终于达成了宋、金两国联合灭辽的协议。

  双方约定:金国负责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西的大明城,然后经平地松林南下趋长城边上密云北部的古北口;宋军负责经河北雄县的白沟镇出兵夹攻,攻取辽国的南京析津府,就是今天的北京,然后北上古北口,双方以古北口关隘为界。金国同意宋朝收回燕京旧地;宋朝同意把进贡给辽国的五十万两匹银绢改为进贡给金国。

  对于金国来说,大宋帝国是一个富足、强盛、文明、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国;此次结盟,将自己的死敌辽国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金国完全不必再担心辽国寻求宋朝的支持了。而且,宋朝收回的土地,本来也不是金国的,还能够凭空得到五十万两匹银绢,这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事。金国的愉悦可想而知。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虽然背信弃义,干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本来就是只有永恒的利益,哪里真有什么情义可言?如今,天要灭辽,倘若真的趁机收回了燕云十六州,信义不信义的,不谈也罢。

  于是,双方互换了由各自皇帝亲笔书写的国书,约定于次年,即公元1121年实施此项联合灭辽的计划。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宋、金“海上之盟”。(24)

  当年九月,盟约订立。此时,联金灭辽复燕的关键人物童贯,正在主持全国军政,他受命担任征伐主帅,调兵遣将,准备出兵北上。然而,进入十月不久,方腊起义爆发了。宰相王黼试图向皇帝隐瞒消息。但是,这次起义的势头实在过于猛烈,一个多月时间,已经将东南江浙一带数百万人口席卷进去,举国为之震撼。万般无奈之下,朝廷只好将童贯本来预备北上的十几万大军,改派为南下,前去镇压方腊起义。

  从时人记载中可以看出,导致方腊起义的原因,主要是花石纲浩劫和朝廷的横征暴敛,致使东南膏腴之地民不聊生,景况相当悲惨童贯了解了个中缘由之后,十分果断地以皇帝的名义,下令罢废苏杭等地的应奉造作局及花石纲运送之类弊政,对起义军形成釜底抽薪之势。结果,第二年八月,就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此时,已经错过了与金国约定的夹攻辽国时间,造成大宋帝国第一次失约的事实,为金国后来的毁约败盟留下了借口与伏笔。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镇压方腊起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王黼就开始给童贯上眼药:他对皇帝说:方腊闹事是因为茶盐法造成的,和各地应奉局与花石纲没关系;童贯中了别人的奸计,把责任都推到陛下您的身上来了。徽宗听了,对童贯颇为不满。立即下令恢复各地应奉局和花石纲事务。童贯没有办法,于是放出风去,说是要劝皇帝更换宰相,请蔡京回来。王黼知道后,赶紧回过头来安抚童贯,表示愿意全力支持童太师收复燕云。童贯这才罢手。其实,王黼对于灭辽复燕的起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辽国军队在金兵面前连吃败仗的鼓舞,因此,同样希望染指那顶美丽诱人的王冠。

  在此期间,金国使者在大宋首都等了三个多月,希望敲定夹攻与燕云十六州土地问题。然而,在此之前,宋朝君臣检讨以往的谈判时,发现了一个绝大的漏洞。原来,由于整个朝廷中,没有人懂得和仔细研究燕云十六州的历史沿革与地理区划,于是,在徽宗皇帝下达给使者的手谕中,提到的仅仅是收回“燕京并所管州城”;而金太祖阿骨打答应的也是“燕京旧地”再加上西京大同。如今研究下来才知道,此时的燕京路,只辖有檀州即今日北京密云县、顺州即今日北京顺义县、景州即今日河北遵化县、易州即今日河北易县、蓟州即今日天津蓟县、涿州即今日河北涿县等六个州。而昔日曾经属于燕京管辖过的平州即今日河北卢龙、营州即今日河北昌黎、滦州即今日河北滦县,已经被改为平州路,与“燕京并所管州城”成了不搭界的两回事。而且,你没有办法把责任归咎于金国人,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与辽国闹翻之前。要怪也只能怪宋朝廷的准备工作做得实在太不像话。更糟糕的是,在宋朝廷的心目中,要收复的明明是燕云十六州,结果,根据皇帝的御笔,变成了燕京旧地,多亏谈判者赵良嗣加进去了一个云中,也就是此时已经被改称为西京的山西大同。由此,可以看出,大宋帝国在拟订和实施如此重大的军国大计时,是何等的漫不经心,何等的轻浮草率,何等的缺少责任感(25)。

  为了弥补皇帝造成的这个大错特错,宋朝官员费尽心机地试图重新界定燕云十六州的概念:他们将十六个州的名称一一列出,并且把有关的险关要塞、周边土地也包括其中。结果,还是说不清楚。因为晚唐以后,连年征战,这十六州的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于是,索性规定为五代以来被夺走的所有汉家旧地。这样通扯算下来,已经是十七州。本来,这些全都是题中应有之意,根本就是宋朝的出发点与终极目的地。现在,由于自家皇帝和臣僚们的稀里糊涂大而化之,却变成了事实上的毁约。结果,导致金国人认为宋方的胃口越来越大,是想以外交手段轻取燕云十六州。于是,不但坚持平、营、滦三州不属于燕京,就连原来答应归还的西京也不予承认了。而且,态度极其强硬,直截了当地告诉宋方,如果宋方欲壑难填,则唯有解约一途。致使事情变得极其棘手,谁也不敢为此负责。最后,金国使者在大宋京城呆了三个月,仍然不得要领,只好悻悻然启程回国。从而,给了金国方面认为大宋帝国得寸进尺、毫无信义的第二个理由。

  公元1122年,即北宋宣和四年三月,金国再次派遣使者前来约定夹攻时间。这一次,徽宗皇帝立即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副使,率领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北上伐辽。

  王黼致信童贯,慷慨激昂地表示,愿以死力相助。

  蔡攸则是在童贯之后奔赴前线的。陛辞之日,徽宗的两位宠姬侍立两侧,蔡攸,这位在某种程度上肩负了国家生死存亡大任的军国重臣,指着二人对徽宗皇帝说:“大功告成之后,请陛下将这两位美人赏给微臣。”据说,徽宗皇帝的反应是笑而不答(26)。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这实在是一点都不可笑。

  在这举国若狂,清醒者屈指可数的时刻,一个最不该反对此举的人,突然发出了一声不谐和音——老宰相蔡京给奔两位美人直扑过去的儿子写了两首送行诗。

  其中一首写了这样几句:“——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途曷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新愁——”

  另一首则说:“百年信誓宜坚守,六月行师合早归。”(27)

  这就太莫名其妙了。

  从头到尾,这个背信弃义的军国大计,本来就是他与童贯二人撺掇起来的。如今突然忧心如焚,变成了信守诺言的正人君子。从他后来的表现看,此人显然不是幡然悔悟,决定痛改前非。

  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解释是:这位老宰相很有可能是在为自己预留后步。因为,他大约是整个帝国中,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人。这个实际情况就是:在帝国花团锦绣烈火烹油的后面,隐藏着底囊都已经翻上来的深重危机。因此,如果此次出兵能够侥幸获胜,那么,他首建平燕之策,功劳不小;倘若北伐兵败,他也有诗句诤谏,追究起来,不论怎样,他都同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就这样,在大厦将倾,八方风雨之际,决定整个帝国命运的决策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其表现大抵如此。

  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其挂帅领军人物、掀起这场大风暴大地震的风源与震源,——童贯及其同志们,大抵如此。

  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还有什么人期待着大宋帝国能够不招灾不惹祸、顺顺当当太太平平地拿回那燕云十六州的话,这个期待就显得有点儿实在太过分了。从上帝的角度考察,但凡公正一点,都找不出可以让他老人家如此偏心眼儿的任何理由。

  注释:

  (1)《宋史》卷468《童贯传》。

  (2)同上。

  (3)《挥塵录》“后录余话”卷之一,《陈禾节义敢言》。(4)《宋史》卷468《童贯传》。

  (5)同上。

  (6)《治乱警鉴》第三卷,第334页。

  (7)《宋史》卷468《童贯传》。

  (8)《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1《蔡京事迹》。

  (9)《宣和遗事》前集。转引自《宋帝列传》“宋徽宗”第166—167页。

  (10)《宋史》卷472《蔡京传蔡攸传》(11)同上。

  (12)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五章。

  (13)《宋史》卷371《宇文虚中传》。

  (14)同上。

  (15)《宋史纪事本末》卷53《复燕云》。

  (16)《宋史纪事本末》卷53《复燕云》。

  (17)《清波别志》卷下。

  (18)同上。

  (19)《三朝北盟会编》卷1.(20)《辽史》《耶律乙辛传》。

  (21)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五章。

  (22)《宣和遗事》前集。

  (23)《宋史》卷470《王黼传》,《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宋人轶事汇编》卷14《王黼》。

  (24)《宋史纪事本末》卷53《复燕云》。

  (25)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见《求是集》第一集第56页。

  (26)见《宋帝列传》“宋徽宗”第181页。

  (27)《宋人轶事汇编》卷13《蔡京》

第5章 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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