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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全省上下大分裂

  1967年1月12日夜,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出面指挥了山西“一.一二夺权”,紧接着,省级干部中有五位前朝大员发表了五人宣言,表示与“黑省委”决裂。这五位省级干部是刘格平、刘贯一、刘芝兰、陈守中和袁振。山西的大权很快便落在了这几位高干和省军区司令员张日清手中。

  这些干部内部很快又发生了分裂。陈永贵在省城的一次报告会上透露了一点上层纠纷,他说:“有少数人,搞山头,争常委,争第一把手,抢汽车坐,抢房子住,争享受,闹待遇。你们说,这究是私字当头还是公字挂帅?”(注①《陈永贵同志在省城报告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17日。)

  1967年4月,太原发生了四.一四事件,支持刘格平的一派公开提出打倒刘贯一、陈守中和刘芝兰,号称“打倒刘陈刘”。这一派以红总站为主,著名人物有造反夺权的急先锋杨承效。另一派叫红联站,要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这一派的主心骨是省军区司令张日清,其背后有一个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及其下属民兵构成的强大阵营。

  两派分歧日甚一日,后来便大打出手,拳脚棍棒都上了。

  这时陈永贵的态度还不鲜明。两派人马都拉他,都找他告对方的状。“凡是找我的人,你看吧,”陈永贵说,“不是这个捂着眼,就是那个抱着头,不是这个挎着胳膊,就是那个拐着腿,打折腿。给你坐在那里呀,一直哭,闹的你心呀,很想倒出来。”(注②《陈永贵同志在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的讲话》,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当时常住在省委的招待所里,门口有军人站岗把门,但是把不住。陈永贵没办法,干脆离开省城溜回了昔阳。

  对于省里的分裂,陈永贵也有倾向性,但他拿不准,也就不肯表示出来。在大会上他尽说一些庄稼人的大实话,劝两派爱惜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等等。庄稼人见不得糟蹋东西。

  1967年5月1日,陈永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中握了手,照了像。回到太原后他在五一广场上介绍情况,稍带着就骂了一通打砸抢。“坚决反对打砸抢!”陈永贵厉声叫道,“我们工人造一个用具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是脑力劳动,是不容易的。我们农民生产一斤粮食,和生产工业原料,是不容易的。从种到收下着多少辛苦!你们要打砸抢,反正是个砸。这不是物的问题,这是人,不干物过。今天砸这里,明天砸那里,财产是国家的财富,除不爱护还要砸,这能是对?这能说合乎文化革命的要求?”(注③同上。)

  “给我贴大字报也可以,”陈永贵在大会上说,“但有一点,最好把一张纸写满,不要一张纸写一个字,那样就太浪费了,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注④同注1。)

  如果说陈永贵在省级舞台上搞不太清楚阵线,迟迟不肯表态,他在昔阳所属的晋中地区却旗帜鲜明。当时晋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要给十月事件翻案,一派反对翻案。反对翻案派叫“总司”,成立时也请陈永贵给他们当了个挂名的常委,想用他的名头当招牌,实际上连文件也不给他送,陈永贵很是不满。

  这天陈永贵在太原介绍了五一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后回到晋中,晋中方面也专门组织了一个万人大会欢迎他,同时也请他讲讲见到伟大领袖的幸福情景。陈永贵答应下来,又加上了一个条件,“除了介绍这些以外,”陈永贵说,“我还要讲一讲十月事件。”总司方面主持会议的头头听了,愣了一会,不太情愿地说:“那也可以哇。”陈永贵道:“我正式要主讲哩,怎么是也可以?”

  于是陈永贵就开讲。讲他怎么和主席握手,照相,怎么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照相,怎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握手、照相。又讲参观北京的一些学校和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情况等等。陈永贵在台上讲,台下的两派组织就一块高呼口号,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时,万余人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震天地,气氛很是热烈。

  讲着讲着陈永贵就讲起了十月事件。他一提十月事件,会场顿时肃然,口号声也没了。陈永贵高声宣布:“我支持十月事件的平反!”

  没等陈永贵讲几句,会场外大街上的转播喇叭便没了声音。会场上也开始乱,支持平反派的人鼓掌,高呼口号,反对平反的总司派起哄。总司派的一位晋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抓起陈永贵面前的麦克风便往地下摔。只听喀嚓一响,麦克风坏了。会场上顿时大乱,两派人马似乎就要动手开打。陈永贵冷冷地看了总司派的大会主持人一眼,不露声色地端坐不动。“我并不是怕群众,”陈永贵事后解释他端坐不动的原因时说,“我是怕打伤了革命群众。”果然,支持陈永贵的一派见陈永贵不动便也不动。那位大会支持人趁事情还没闹得不可收拾赶紧宣布散会。

  会后,坚决反对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总司派的大队人马涌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万炮齐轰任、王、张!”

  所谓任、王、张,就是陈永贵要保的原晋中地委副书记任井夫,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和晋中地区一个不太听话的县委书记王振国。这三位与晋中地委的最高领导王绣锦、王荣等人抗膀子,结果都在“十月事件”中挨了整。文革开始后,这件涉及整个晋中地区近四百名干部的大寨自然成了派别纷争和热点。陈永贵因老上级张怀英的关系,坚定地站在任、王、张一边,与总司的关系便有些远。而总司在山西省又是属于张日清的红联站系统,与刘格平的红总站势不两立。

  再说陈永贵在晋中的万人大会上表态支持为十月事件平反,这件事对总司派颇为不利。另一派趁机利用此事大造舆论,说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都旗帜鲜明地站到我们一边了。总属派无法否认这个万人皆知的事实,又不能不加以反击,于是很快就有流言传开,说陈永贵在榆次的万人大会上讲错话了,在省核心组做检查了,在大寨的贫下中农面前做检查了,等等。陈永贵听了气得大骂“放屁”。⑤

  晋中的两派纷争和山西的两派纷争一样久久不得解决。后来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势力大了,晋中仍然有许多人不买他的帐。“任王张”中的任、王二位始终不得任用,一直在家里闲呆到离休。与陈永贵支持的人不得任用一样,陈永贵反对的人也不得任用。

  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队长张子仪因“反大寨”证据确凿而十余年不得翻身。直到陈永贵倒台,张子仪才得以出任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最后作为晋中地区的书记干到离休。

第2章 卷入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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