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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省级领导换马

第5章 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刘格平一倒,杨承效一死,红总站方面官位最高、能量最大、名头最响、后台最硬的就数陈永贵了。虽然陈永贵已经表态“再也不搞派性啦,”可是一派把他当成救命草,另一派把他视为眼中钉,何去何从实在也由不得他。

  谢振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统三晋之后,红联站方面扬眉吐气。除陈永贵所在的晋中地区外,红总站系统在全省范围内遭到沉重打击。武斗流血最多的晋东南枪毙了红总站派的红字号的一些头头,还有相当一批红总站派的人死于复仇性的“修理”或“退火”之中。当时的“修理”和“退火”手段集五千年文明史酷刑之大成,在生殖器上用刑方面还有新发明新创造。在政界,红总站方面的人纷纷失势落马,原来任省革委办事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怀英干脆被高离山西。后来,他本人想方设法调回了昔阳,谢振华仍然拒不正式任命他官职,直到谢振华本人失势。

  谢振华当政后,整个山西都明白红总站如果有朝一日能翻身,必定是仰仗陈永贵之力。陈永贵对红联站的威胁极大,可是又没一个人有胆量公开站出来说大寨一个不字。

  这时,深谙兵家权谋的谢振华避开正面,不攻陈永贵而捧李顺达,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扶西沟、压大寨”。

  那一段时间,《山西日报》上每发一篇宣传大寨的文章,必登一篇颂扬西沟的稿子。

  不宣传大寨不行,但是宣扬西沟也没有错。毛主席请陈永贵吃过饭,也给李顺达敬过酒。

  陈永贵七十年代家喻户晓,李顺达在五十年代就上过小学课本。于是你来我往,你一篇我一篇。你有陈永贵,我有李顺达,你有郭凤莲,我有申纪兰。唯一难以抗衡的是实打实的粮食。大寨的粮食产量硬邦邦地摆在那儿,就是比西沟高出一大截。西沟虽然盛产苹果,大寨的苹果苗还是西沟送的,可是毛主席说以粮为纲呀,抬出苹果来不是自找主麻烦吗?没别的办法,红联站方面就有人找李顺达谈粮食产量问题,似乎是想在多报少报上做做文章。

  李顺达毕竟是正宗劳模,用解放初期的宣传小册子上的话说:“李顺达生的人高马大敦敦实实,一瞧就是个好受家。”让这位实实受受的庄稼汉说虚话也不容易,他给你谈起了五八年的浮夸风:“你是叫我干啥哩?纸糊的桥过不去人,一过就塌,栽死我你就高兴啦?”

  怎么办?庄稼人爱地,红联站系统的谋士就以地诱之,告诉李顺达几十公里外的屯留县有荒地,让他派人去种。“废地?”李顺达不信。人家却说得很有根有据,国家体委在屯留的一个基地撤了,好几千亩的地都废了,荒着哪。李顺达一听地荒了真心疼,便动了心。于是李顺达就组织了一个西沟新队,西去几十公里到屯留种了两年地,打下粮食算西沟的。平白添上五百亩好地,西沟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似乎也可以和大寨比比了。

  所有这一切,陈永贵心里全明白。把五十年代的金星英雄扶起来与他这位当今的头号庄稼汉平起平坐抗膀子,实际上就是拉低了他陈永贵么。陈永贵心里不高兴,可是嘴上不说,在面子上一直也和谢振华李顺达过得去。这二位都是山西的大人物,都是九大的中央委员,九大的路线是团结胜利的路线。陈永贵不是不懂谋略。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上下搞起了批林整风,陈永贵与谢振华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72年年初,周恩来在批林整风中开始公开纠“左”。当年秋,人民日报社奉周恩来之命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并于10月14日在报纸上登出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

  当时中国老百姓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人民日报》公开一批,批极左的运动就走向全国,山西也在谢振华的领导下批了起来。

  1967年11月,陈永贵夺昔阳之权的当年,便提议在昔阳全县搞大队核算。他说这是出于农田基本建设的迫切需要。其实他心里对一大二公的偏爱,对三级所有,逐级过渡理论的信奉也是很起作用的因素。陈永贵的这个提议因当时领导班子中有异议而作罢。

  次年,昔阳粮食增产40%,人人振奋莫名。陈永贵再次提议全县实行大队核算,县革委一声令下,昔阳的所有制全变了,小队向大队的穷过渡平稳地胜利完成。其后几年,农田基建中少了你亏我赚之类的许多纠葛,确实方便了不少。

  在昔阳的带动下,山西各地纷纷仿效,一时以过渡为革命,以过渡为光荣,过渡成风。林彪倒台后一批极左,谢振华就抓住了这个穷过渡批了一通,说这是受了林彪路线的影响,是极左,等等,最后下令已经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地方退回到生产小队核算。

  这股暗暗瞄着昔阳的纠左风来势甚猛,陈永贵极珍惜的过渡成果毁于一旦,直把陈永贵气得几年后还骂娘。“他妈哩!”陈永贵骂道:“把大队核算就批了,都下放下去了!”骂出一句国骂之后东永贵又觉得不妥,补充道:“你们可不要说陈永贵在大会骂谢振华他妈哩。他妈哩,这是口语。注意一下。”说完又摇头叹道:“他都给批了。哪是批什么极左呀,都给批了,……就是要对着昔阳,搞昔阳!”

  批极左之风深得人心,越刮越猛,批了穷过渡又批共产风,批一平二调。1972年秋收前后,昔阳撑不住了。县委班子内部有王金籽动摇,怕犯错误。李韩锁更是提出暂时解散县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业队。他说年成不好,让劳力回家帮帮忙。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个靠平调劳力组建起来的专业队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秋后,昔阳四千多人的基建专业队有三千人悄然下马,热闹了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中断的危险。

  陈永贵急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山西省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会不知道批极左的来历。他非常尊敬周恩来,可是批极左误了他的大事,谢振华又逼到了家门口,他也不能不反击。陈永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对于内部的动摇分子,陈永贵更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陈永贵冷冷地宣布:“过去我们昔阳有个张润槐,现在又出了一个李润槐!”

  在场的李韩锁听了,心上沁出了一层冷汗。为什么老陈说这个新走资派姓李?领导班子里就他姓李呀!李韩锁越想越怕,知道凶多吉少,便怀着大祸临头的预感小心过日子。果然,陈永贵很快找个茬,把李韩锁一手提拔的一位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发配到农场去劳动。

  这时谢振华提拔李顺达当了晋东南地区的一把手,为了在大面上照顾平衡,同时也让陈永贵兼了晋中地区的一把手。陈永贵立刻以晋中地委书记的身份将李韩锁调离昔阳,让他坐上晋中地区第二把手的交椅。李韩锁明白,就是山西省委的一个副书记也未必有昔阳县委负责人的名声和权力大,当个地委副书记是明升暗降。但是陈永贵这么做已经很念旧情了,他完全可以把李韩锁批臭。李韩锁后来在张怀英身上亲眼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陈永贵反击不久,毛泽东也开始反击了。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批透,‘左’的批不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大批“右倾回潮”,不同意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他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张春桥和姚文元迅速毛泽东的意思传达到全党全国。从此中国只许批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陈永贵大胜,昔阳愈发扬眉吐气地反右倾鼓干劲。只剩下几百人的农田水利专业队重新上马,一直上到六千人。又新上了六百多个工程,整整闹了一冬。地里大干,县里大批。昔阳县委常委几次开会批极右,把名义上还算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李韩锁从地区召回县里挨批。李韩锁接到电话不敢下来,几百里奔回昔阳,只得到当年的战友们的一顿痛斥,说他立场有问题,路线有问题。这位在官场上闯了大半辈子的地委书记竟被批得呜呜痛哭。

  陈永贵得意浓时不肯止步,几个月之后,又被谢振华抓住把柄在周恩来面前告了一状。

  1973年4月,山西省要召开全省共青团代表大会。陈永贵与山西团省委有宿怨,1964年12月毛泽东请他吃饭,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扬大寨,而这年6月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竟然只给了大寨一个列席代表的名额。陈永贵后来权力大了,就多次重提旧事,将团省委敲打一番。再说,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定谢振华反大寨,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参加大会。

  大名鼎鼎的大寨团支部抵制大会,意味着这个会根本就没法开了。正巧,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抵达大寨参观访问,谢振华赶去接待,乘机就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4月23日,周恩来批评了陈永贵。客人走后,陈永贵遵命改正错误,亲自带领团支部书记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页)

第6章 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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