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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与谢振华明争暗斗

第6章 受命解决山西问题

  1974年是谢振华大倒运的年头。

  年初,全国文艺大调演,山西献上一台名为《三上桃峰》的晋剧。这出戏演的是大队主任以次充好卖病马,大队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一个叫桃峰的地方将病马追回。本来这是舞台上常见的好人好事。说不上有多精彩,也绝对谈不上反动。偏偏这个“桃”字惹恼了喜怒无常又权势极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园仅一字之差,这不是拐弯抹角地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想翻案吗?”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牵强附会,很难再讲什么道理。陈永贵喜欢晋剧,并且在江青之前看过《三上桃峰》,他就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表态说这戏很好。不过他更喜欢看到谢振华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团立刻有人汇报上去,说本来歌舞团排了一出歌颂大寨的节目,《拾豆豆》,谢振华不让上,点名要晋剧《三上桃峰》。好哇,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学大寨的好戏?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这样的大毒草?充满了这类质问的大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江青公开宣布,她要“炮轰谢振华”。

  山西翻天了。受压多年的红总站翻身跃起,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揭发控诉,攻势越来越猛。

  谢振华对晋剧并无兴趣,根本就没有看过《三上桃峰》这出戏,稀里糊涂地就把江青得罪了。紧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泽东。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谢振华这一下可栽大发了。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电令以谢振华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汇报工作。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场的有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阵,有时也出来露一面的有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邓小平、华国锋、苏振华、倪志福。党政军要员几乎全体出动了。

  谢振华的处境从2月24日的会议上可见一斑。这天晚上,到会的有山西省委常委16人,有王洪文、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这四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主持会,纪登奎主讲。

  陈永贵说:“今晚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接见我们了。会议已经开了四天,提出了不少问题,解决山西问题,不要纠缠小事。”

  随后纪登奎就开讲。他先训谢振华等人“违反中央,违反主席思想”批个性,又问他们的检讨在会念过没有,然后就谈起了学大寨。

  “我给你们省委出了个题目,”纪登奎说,“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了。但还是没有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

  王洪文插话:“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农业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路线问题。”

  纪登奎接着说:“大寨很好嘛!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多年的劳动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为什么比别的省思想还难统一?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为什么经过那么曲折的道路?”说着说着纪登奎就上火了:“谢振华总想把自己说得那么干净,你在党代会的那几个报告,写得那么干净。我说,你说是抵制了陈伯达,那你就是有意勾结!难道你没跟他乱跑乱跳?你那么干净,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的那么多?”纪登奎越说口气越硬,越说越不客气:“我看你没那么高明,还是老老实实一点。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聪明,受骗就是了,不要不认帐。”

  “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纪登奎继续训道,“陈伯达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个材料。那有什么代表性?”按着纪登奎又说谢振华搞派性,质问他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最后纪登奎下结论说,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山西颠倒了。

  谢振华不说话,陈永贵也不说话。无论他们说与不说,胜负之已局都已经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会一直开到3月20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上揭发了谢振华扶西沟压大寨的问题,扶李顺达压陈永贵的问题,谢振华与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批林不力的问题,甚至还有生活上的问题。

  1974年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乘飞机返回太原,继续开省委扩大会议,由陈永贵主持批判谢振华。这个省委扩大会议扩得很大,省里的各个部门,山西驻军的首领们,各地、市、县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全盛的时期,吃会议饭的就达四五千人,与会者住满了太原的宾馆和招待所。会议期间,陈永贵派的人们大造声势,“炮轰谢振华”、“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类的标语口号贴遍了全城全省。

  陈永贵太想把谢振华一棍子打死了。扩大会开始后,他立即给谢振华按上了一顶当时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贼船。这就不再是犯错误了,上贼船属于敌我矛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谢振华推上贼船,他这辈子就休想翻身。不过,镇住一个从枪林弹雨中杀上来的省委书记与收拾几个公社书记不同。

  这个领域的水很深,陈永贵能看透大寨和昔阳的恩怨瓜葛,却不了解军界的山头和派系。

  谢振华和林彪并不是一个路子。

  陈永贵在大会上宣布:谢振华只要愿意下船,他还是愿意帮助谢下船的。

  协助陈永贵坐镇的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谈到:“谢振华不是一般问题,是上了贼船了。”

  参加会议的人以为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轰。谢振华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语重心长地劝他快点下船。谢振华不露声色,任凭他们说。在数百人参加的一次批判会上,在众人炮轰得正在火头上的时候,谢振华沉着反击了。他拿过话筒说:“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点下贼船。我到现在还没有上去。”说完,把话筒推给别人,神态自若地不做声了。会场里的人们顿时傻了。陈永贵也拿不出中央的指示来把他压下去,一时尴尬得无法收场。

  这次扩大会议拖了四个月,就是打不垮谢振华。江青的那个《三上桃峰》不能认真,林彪的贼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来,陈永贵竟然找不到一颗炸得响的炮弹。会议期间,省委召开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会,由王谦主持,谢振华照样参加。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还没免,照旧对日常的工作安排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跟没事人一样。

  本来,在谢振华刚挨批的时候,他那一派的人还很心虚,未必不愿意转过来。但是陈永贵不给人家台阶下,总是威吓说:“运动站错了,现在快站过来,不然将来群众不放过你,我们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改不改就都一样了。偏偏陈永贵又不能证明谢振华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错误,这个会就成了既开不下去,也散不了场的马拉松会议。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陈永贵收拾残局,把省里的头头召到北京,写了一个对陈永贵不利的十一条纪要,虽然批评了谢振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陈永贵的理想。这个马拉松会议至此草草收场。(注:上述过程请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206—209页,冯东书是会议参加者。)

  批判谢振华和曹中南的运动之后,谢振华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来的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主持山西工作。主帅再次易人,红总站方面重新得势,山西的中上层领导班子再一次发生人事大变动。

  红联站再次失势,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红总站也不服一样。问题是人家陈永贵步步高升,进政治局,当副总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个被打翻在地的派别能多大能耐整这位中央首长?红联站的谋士们审时度势,定下一个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绕开陈永贵专攻王谦。

  王谦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领导人,文革初期没少挨斗,还被拉到昔阳狠斗过几回。

  解放老干部时他站了出来,和陈永贵站到一起,算是红总站方面的人。有了这番“老走资派”的背影,整起来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现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晋祠开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红联站方面制造了“王谦落选事件”。

  1976年8月23日,红联站方面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冲入省委,将“与邓小平一脉相承”的王谦揪上大卡车,扣上一顶钢制的高帽子,在太原城里热热闹闹地游斗了一圈。真个是豪情满怀,扬眉吐气。

  “八.二三”揪斗省委书记事件震动中央,华国锋和陈永贵等人商量,准备抓几个人。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姚文元不以为然地说:“这是群众运动嘛!”陈永贵大怒道:“群众运动?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南京不过就贴了你们几张大字报,你们就受不了啦!”华国锋见陈永贵火气太大,赶紧叫纪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随后宣布散会。(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02页)

  无论如何,8月26日,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紧急下达,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许多慰问电飞向王谦。红联站的小胜成了昙花一现。

  “戴钢盔高帽重不重?”陈永贵笑着问王谦。王谦笑道:“重倒是重,可重还问题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搜集上来,摆了展览?”陈永贵说,“这些家伙给我们革命干部准备的刑法就是这些嘛。这可以教育我们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B24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陈永贵把红联站的反攻与四人帮和张铁生联系了起来,更压得红联站抬不起头来,直到陈永贵本人倒台。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第7章 庐山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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