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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平遙受困

第4章 省級領導換馬

  自1967年8月的平遙事件之后,山西兩大派之間的戰爭氣氛日益濃厚。9月5日,紅總站的決死縱隊猛攻紅聯站總部,端了對方的老窩,并當場打死對方二人,一個男的叫李成文,一個女廣播員叫孟玲玲。從此,山西武斗進入真槍真炮血肉橫飛階段。

  在軍火工業集中的晉東南地區,兩派之間的武斗打得格外慘烈。從11月起,迫擊炮、無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殺傷力大的現代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樓被炸毀已不新鮮,死三五個人的小沖突尋常得就像一陣輕風。打到1968年年初,殺傷力極強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陣了,十多萬人大規模作戰,一場攻防就打几天几夜。此時軍隊也卷入了兩派的沖突,軍用飛機在天上飛來飛去,為本派人馬運送急用物資。在武斗中,紅總站的武斗力量曾一次將12個連零4個班的上千名參戰的正規軍繳械,雙方軍事力量的強大和武斗的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對全國范圍的武斗現象頗感困惑。“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他以階級現點分析道,“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他勸大家不要再打,呼吁各派實現大聯合。

  可是派性這東西,一旦形成,便獲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動力,起因和觀點反而無足輕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觀點和口號有什么區別,它實際上已經成了關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實實在在的東西。遠遠望去,只見兩個對立的集團你爭我奪,誰也不肯退讓。對方的威脅越大,血債越多,本派內部就越團結。越團結就越有力量,對于對方的威脅也就越大,于是對方也就更加團結,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這已經叫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了。

  對于個人來說,在本派之中,有一幫生死與共的鐵哥們相幫相維着,當然要比孤零零的一個人強得多。往好了說,一旦本派得勢,自己也容易發達。往壞了說,本派敗了自己也多几個藏身的地方,總比退出去成為一派的異己和本派的叛徒逃兵強。這也算身不由己了。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在會場上,毛澤東再次苦口婆心勸各省的對立派別坐下來好好談談。他點着几個派仗打得不可開交的地方說:“山東這么一個大省,是人民內部矛盾。趁此機會,你們談一談嘛,好不好呀?我看華東也有這個人民內部問題。還有山西,也是人民內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盡吵干什么?……總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碰在一起,有些意見不對頭。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評自己了,反對了自己,結果就發生矛盾了。反對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壞人……”

  這一下,偉大領袖親自給山西的派性斗爭定了性:人民內部矛盾,前世無冤,今世無仇,有些意見不對頭。

  確實有些不對頭的地方。山西的雙方仍然在打,而且擺出事關身家性命的架式彼此往死里打,就像當年國共兩黨之間的惡戰一樣。

  陳永貴雖然卷入了派性斗爭,但是他并不贊成武斗。“勞動人民一定會罵你們一千個、一萬個敗家子!”陳永貴在省城的一個報告會上罵道:“你們什么時候破壞,我們什么時候反對!武斗是走資派,牛鬼蛇神挑起來的,必須對幕后的壞頭頭及牛鬼蛇神專政!該關的就關,該抓的就抓,殺人的必須償命!殺人的凶手,非殺不可!非殺不可!!”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脅着,可是話雖然說得厲害,兩派之間照打不誤,陳永貴也是干瞪眼沒辦法。他只能把昔陽管住,保證昔陽不打。

  1969年7月,毛澤東在九屆一次會議上勸各省坐下來談談之后又過了三個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頭面人物召到北京解決問題。這次中央下了決心,非解決山西的武斗問題不可。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針對山西的武斗發出措詞極為嚴厲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實行大聯合。布告宣布:“拒不執行者,由解放軍實行軍事包圍,強行繳械。”“打砸搶者法辦。”毛澤東讀過這篇殺氣逼人的布告,大筆一揮寫了兩個字:“照辦”。

  此外,中共中央決定將劉格平和張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69軍軍長謝振華主持山西工作,69軍政委曹中南和陳永貴任副手。從此,謝—陳體制取代了劉—張體制。

  陳永貴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領導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批評他有派性,強令陳永貴在太原召開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眾大會上做檢討。奉中央之命,新華社的一位記者替陳永貴寫出了一篇發言稿,檢討他自己在山西群眾中搞資產階級派性。陳永貴一貫正確慣了,當眾檢討堪稱奇恥大辱。但是周恩來批評了他,他也不敢執拗,只有老老實實地低頭檢討。(注:參見馮東書:《“文盲宰相”陳永貴》第96頁)

  至此,主帥易人,副帥檢討,山西兩派的強弱關系立刻逆轉,與軍界關系密切的紅聯站一舉壓倒了劉格平時代占據優勢的紅總站。

  謝振華與陳永貴并不是一派的,不過他們的對立不像劉格平和張日清那樣尖銳,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氣。謝振華受命于戰亂之時,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進兩派聯合。陳永貴也表態說:“再也不搞派性啦。”隨后這二位便組織宣傳落實“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繳武器彈藥等等,大忙起來。

  偏偏紅總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揮人物楊承效壓不住火,又領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對立面組織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來攻去把楊承效攻上火了。這位三十七八歲的漢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對方端了。謝振華早想收拾這位膽大妄為的楊承效,這下子正好撞到槍口上,當即就派部隊將楊承效抓了起來。謝振華大造輿論,將楊承效的罪狀發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槍斃楊承效,立即執行。

  楊承效其貌不揚,但是很有漢子氣,剛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愛披一件軍大衣,愛自己開吉普車,還自己開車几百里到昔陽去過几次,與陳永貴喝酒說笑,關系相當不錯。楊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帶着十三冶的工人哥們奪權搶印打人,連省委書記衛恆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揮紅總站的武斗力量,上陣時專揀硬骨頭啃,而且几乎每戰必勝。生時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槍斃時不到40歲。紅總站折了如此一員悍將,元氣大傷,再緩過勁來已經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權的謝振華顯示了自己的決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實得比較順利。

  至8月13日,布告頒布不過20天,山西已收繳五萬多條槍,兩千多門炮。各地武斗漸漸平息。

  “七.二三”布告頒布后的半年內,陳永貴東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組在萬人乃至20萬人的大會上頻頻講話。他講起劉格平和張日清來就像局外人一樣:“我們要特別告訴大家,過去由于劉格平、張日清兩同志長期不團結,鬧分裂,搞資產階級派性,……中央已決定把他們留在北京繼續學習,斗私批修,不讓他們回來。”

  1969年8月14日,陳永貴時隔兩年又回到當年受困的平遙。這次他是貫徹“七.二三”布告,批評兩年前他支持過的,如今繼續搞武斗的派別。他毫不留情地點了几位組織武斗專業隊,私造武器彈藥,繼續搞打砸搶的頭頭的名,給他們狠上了一通綱和線。點過名之后他又回過頭來警告當年包圍他的那派人馬:“這里,我們要提醒總司的那一派個別人不要高興,不要幸災樂禍,不要撈什么稻草,不要以為你們勝利了,你們的壞事也夠多了。”

  武斗大體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沒有太平。紅總戰和紅聯站還在,不同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敵視已經埋進心里,劉格平和張日清之間的公開對抗變成了謝振華與陳永貴之間的勾心斗角。

第5章 與謝振華明爭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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