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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與謝振華明爭暗斗

第6章 受命解決山西問題

  1974年是謝振華大倒運的年頭。

  年初,全國文藝大調演,山西獻上一台名為《三上桃峰》的晉劇。這出戲演的是大隊主任以次充好賣病馬,大隊書記風格高尚,三次去一個叫桃峰的地方將病馬追回。本來這是舞台上常見的好人好事。說不上有多精彩,也絕對談不上反動。偏偏這個“桃”字惹惱了喜怒無常又權勢極大的江青。桃峰和王光美搞四清的桃園僅一字之差,這不是拐彎抹角地為劉少奇鳴冤叫屈嗎?想翻案嗎?”

  這樣的指責顯然是牽強附會,很難再講什么道理。陳永貴喜歡晉劇,并且在江青之前看過《三上桃峰》,他就沒有看出什么問題,還表態說這戲很好。不過他更喜歡看到謝振華挨整。

  江青一怒,山西歌舞團立刻有人匯報上去,說本來歌舞團排了一出歌頌大寨的節目,《拾豆豆》,謝振華不讓上,點名要晉劇《三上桃峰》。好哇,全國學大寨,大寨在山西,為什么山西不排不演學大寨的好戲?為什么偏偏支持《三上桃峰》這樣的大毒草?充滿了這類質問的大批判文章鋪天蓋地而來,全國報紙的矛頭都對准了山西。江青公開宣布,她要“炮轟謝振華”。

  山西翻天了。受壓多年的紅總站翻身躍起,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揭發控訴,攻勢越來越猛。

  謝振華對晉劇并無興趣,根本就沒有看過《三上桃峰》這出戲,稀里糊塗地就把江青得罪了。緊接着,他又莫名其妙地惹怒了毛澤東。

  毛澤東過問批林整風的情況時,發現謝振華曹中南的部將搞了一個批十條,把小偷小摸,遲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專批群眾”。最叫毛澤東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條中有一條“批個性”。毛澤東挖苦地問:“你們貴山西怎么批起個性來了呢?批了個性還有共性嗎?”

  謝振華這一下可栽大發了。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電令以謝振華為首的山西省委常委全體進京,匯報工作。名為匯報工作,其實是開刀動手朮。中央方面出場的有王洪文、陳錫聯、紀登奎、李先念。在后面掠陣,有時也出來露一面的有周恩來、江青、張春橋、鄧小平、華國鋒、蘇振華、倪志福。黨政軍要員几乎全體出動了。

  謝振華的處境從2月24日的會議上可見一斑。這天晚上,到會的有山西省委常委16人,有王洪文、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這四位政治局委員。陳永貴主持會,紀登奎主講。

  陳永貴說:“今晚是中央領導同志第二次接見我們了。會議已經開了四天,提出了不少問題,解決山西問題,不要糾纏小事。”

  隨后紀登奎就開講。他先訓謝振華等人“違反中央,違反主席思想”批個性,又問他們的檢討在會念過沒有,然后就談起了學大寨。

  “我給你們省委出了個題目,”紀登奎說,“全國學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辦?山西同志思想解決要有個過程,后來山西開了農村工作會議,搞了一個本本,我看了很高興,這下要解決了。但還是沒有解決,內部不能統一思想,學的勁頭不如別的省。”

  王洪文插話:“把學大寨看成是對陳永貴同志一個人的關系,這是不對的。農業學大寨不是陳永貴個人問題,學不學大寨是路線問題。”

  紀登奎接着說:“大寨很好嘛!永貴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多年的勞動模范,你們為什么不能像別的省那樣,為什么比別的省思想還難統一?是什么道理?三個正確對待哪里去了?為什么經過那么曲折的道路?”說着說着紀登奎就上火了:“謝振華總想把自己說得那么干淨,你在黨代會的那几個報告,寫得那么干淨。我說,你說是抵制了陳伯達,那你就是有意勾結!難道你沒跟他亂跑亂跳?你那么干淨,為什么還把陳伯達的講話印發?印的那么多?”紀登奎越說口氣越硬,越說越不客氣:“我看你沒那么高明,還是老老實實一點。你水平不高,不要那么聰明,受騙就是了,不要不認帳。”

  “陳伯達那個打井、養豬、積肥几句話,你們如獲至寶。”紀登奎繼續訓道,“陳伯達就是要搞掉大寨,他跑到雁北搞了一個材料。那有什么代表性?”按着紀登奎又說謝振華搞派性,質問他為什么不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為什么不去聽聽對立派的意見。

  最后紀登奎下結論說,黨指揮槍的原則在山西顛倒了。

  謝振華不說話,陳永貴也不說話。無論他們說與不說,勝負之已局都已經定了。

  在京的山西省委常委會一直開到3月20日,整整開了一個月。會上揭發了謝振華扶西溝壓大寨的問題,扶李順達壓陳永貴的問題,謝振華與陳伯達的關系問題,批林不力的問題,甚至還有生活上的問題。

  1974年3月21日,山西省委常委全體乘飛機返回太原,繼續開省委擴大會議,由陳永貴主持批判謝振華。這個省委擴大會議擴得很大,省里的各個部門,山西駐軍的首領們,各地、市、縣領導班子的主要成員都參加了會議。在會議全盛的時期,吃會議飯的就達四五千人,與會者住滿了太原的賓館和招待所。會議期間,陳永貴派的人們大造聲勢,“炮轟謝振華”、“堅決擁護陳永貴同志主持山西工作”之類的標語口號貼遍了全城全省。

  陳永貴太想把謝振華一棍子打死了。擴大會開始后,他立即給謝振華按上了一頂當時最可怕的帽子:上了林彪的賊船。這就不再是犯錯誤了,上賊船屬于敵我矛盾。林彪的叛逃曾使大批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一垮到底,只要能把謝振華推上賊船,他這輩子就休想翻身。不過,鎮住一個從槍林彈雨中殺上來的省委書記與收拾几個公社書記不同。

  這個領域的水很深,陳永貴能看透大寨和昔陽的恩怨瓜葛,卻不了解軍界的山頭和派系。

  謝振華和林彪并不是一個路子。

  陳永貴在大會上宣布:謝振華只要願意下船,他還是願意幫助謝下船的。

  協助陳永貴坐鎮的省委副書記王謙也在另外一個會議上談到:“謝振華不是一般問題,是上了賊船了。”

  參加會議的人以為這是中央定的性,便跟着炮轟。謝振華的朋友和部下也替他惋惜,語重心長地勸他快點下船。謝振華不露聲色,任憑他們說。在數百人參加的一次批判會上,在眾人炮轟得正在火頭上的時候,謝振華沉着反擊了。他拿過話筒說:“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快點下賊船。我到現在還沒有上去。”說完,把話筒推給別人,神態自若地不做聲了。會場里的人們頓時傻了。陳永貴也拿不出中央的指示來把他壓下去,一時尷尬得無法收場。

  這次擴大會議拖了四個月,就是打不垮謝振華。江青的那個《三上桃峰》不能認真,林彪的賊船又推不上去,叫起真來,陳永貴竟然找不到一顆炸得響的炮彈。會議期間,省委召開安排日常工作的常委會,由王謙主持,謝振華照樣參加。他的第一書記職務還沒免,照舊對日常的工作安排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就跟沒事人一樣。

  本來,在謝振華剛挨批的時候,他那一派的人還很心虛,未必不願意轉過來。但是陳永貴不給人家台階下,總是威嚇說:“運動站錯了,現在快站過來,不然將來群眾不放過你,我們可保不了你。”——首先就宣布人家站錯了隊,犯了路線錯誤,改不改就都一樣了。偏偏陳永貴又不能證明謝振華犯了什么了不得的錯誤,這個會就成了既開不下去,也散不了場的馬拉松會議。最后中央只好出面替陳永貴收拾殘局,把省里的頭頭召到北京,寫了一個對陳永貴不利的十一條紀要,雖然批評了謝振華,但是遠遠沒有達到陳永貴的理想。這個馬拉松會議至此草草收場。(注:上述過程請參見馮東書:《“文盲宰相”陳永貴》第206—209頁,馮東書是會議參加者。)

  批判謝振華和曹中南的運動之后,謝振華被留在北京“治病”,解放出來的原山西省委副書記王謙主持山西工作。主帥再次易人,紅總站方面重新得勢,山西的中上層領導班子再一次發生人事大變動。

  紅聯站再次失勢,但是心里不服,就像几年前紅總站也不服一樣。問題是人家陳永貴步步高升,進政治局,當副總理,如日中天,山西的一個被打翻在地的派別能多大能耐整這位中央首長?紅聯站的謀士們審時度勢,定下一個避實就虛的戰略方針:繞開陳永貴專攻王謙。

  王謙是在文革前就是省委領導人,文革初期沒少挨斗,還被拉到昔陽狠斗過几回。

  解放老干部時他站了出來,和陳永貴站到一起,算是紅總站方面的人。有了這番“老走資派”的背影,整起來就容易得多,罪名也是現在成的: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974年冬,山西在晉祠開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紅聯站方面制造了“王謙落選事件”。

  1976年8月23日,紅聯站方面借反擊右傾翻案風之機,搬用文革初期的做法沖入省委,將“與鄧小平一脈相承”的王謙揪上大卡車,扣上一頂鋼制的高帽子,在太原城里熱熱鬧鬧地游斗了一圈。真個是豪情滿懷,揚眉吐氣。

  “八.二三”揪斗省委書記事件震動中央,華國鋒和陳永貴等人商量,准備抓几個人。華國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這個想法,姚文元不以為然地說:“這是群眾運動嘛!”陳永貴大怒道:“群眾運動?人都要打死了,什么群眾運動?你去試試看,南京不過就貼了你們几張大字報,你們就受不了啦!”華國鋒見陳永貴火氣太大,趕緊叫紀登奎把他拉了出去,隨后宣布散會。(注:參見馮東書《“文盲宰相”陳永貴》第102頁)

  無論如何,8月26日,中共中央的“八.二六”指示緊急下達,制止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許多慰問電飛向王謙。紅聯站的小勝成了曇花一現。

  “戴鋼盔高帽重不重?”陳永貴笑着問王謙。王謙笑道:“重倒是重,可重還問題不大,主要是扣得不行。”“為什么不把這些東西搜集上來,擺了展覽?”陳永貴說,“這些家伙給我們革命干部准備的刑法就是這些嘛。這可以教育我們的后代,是一件好的教育,反面教育吧。”B24后來在揭批四人幫時,陳永貴把紅聯站的反攻與四人幫和張鐵生聯系了起來,更壓得紅聯站抬不起頭來,直到陳永貴本人倒台。這些已經是后話了。

第7章 廬山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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