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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胡雪岩》·燈火樓台[繁]
第一章

第二章

  左宗棠只睡得兩個時辰,剛交子時便讓老仆左貴推醒了;告訴他說:“軍機徐老爺有急信。”

  說着,將左宗棠扶了起來;另有一仆擎着燭台,照着他看信;信封上濃墨淋漓地寫着:“飛遞左爵相親鈞啟”;抽出信箋,上面只有八個字:“東朝上賓,請速入宮。”原來這天軍機章京換班,徐用儀值夜,所以消息來得快。左宗棠遇到這種意外變故,最能沉得住氣;下床看到紅燭,便指着說道:“明天得換白?”

  “老爺”,左貴服伺左宗棠多年,稱呼一直未改;他怕自己聽錯了,側耳問道:“換白蠟?”

  “對了,這會別多問!傳轎,我馬上進宮。”

  進宮時為丑正,乾清門未開,都在內務府朝房聚集,左宗棠一看,近支親貴有親王、醇親王,惠親王;御前大臣有伯彥訥謨詁、奕匡力;軍機大臣有寶均金、李鴻藻、王文韶;此外便是六部尚書、“毓慶宮行走”的師傅、南書房翰林。

  國家大事,權在軍機;軍機領班的恭王不在,便該左宗棠為首。他此刻才發覺自己的地特殊;初次當京官,朝中典故,茫然莫曉。且又遇着這樣意想不到的情況,雖說他善能應變,亦有手足無措,尷尬萬分之感。

  正要開口動問,只見徐用儀疾趨而前,借挽扶的機會,貼身說道:“聽寶中堂的。”

  爭勝好強的左宗棠,到此亦不能不退讓一步;與三王略略招呼后,向寶均金拱拱手說:“我初遇大喪,軍機職司何事,都請佩翁主持。”

  “這是責無旁貸的事。”

  一語未畢,有人來報,乾清門開了。于是王領頭,入乾清門先到“內奏事處”——章奏出納,皆經此處;照規矩帝后違和,脈案藥方亦存內奏事處,王公大臣誰都可以看的。藥方一共五張,最后一張注明“酉刻”,是左宗棠出宮以后請脈所開的,說是“六脈將脫,藥不能下。”“賓天是什么時候?”王在問。

  “戌時。”

  戌時是晚上八點鐘。左宗棠心里在想,接到徐用儀的信是十一點鐘;計算他得知消息不會早于十點鐘,相隔兩個鐘頭;在這段辰光之中,不知道鐘粹宮中是何境況?

  “大人!”徐用儀牽着他的袖子說:“請到南書房。”

  宮中定制,凡有大喪,都以乾清門內西邊的南書房為“治喪辦事處”。一到了那里,第一件事便是將官帽上的頂戴與紅纓子都摘下來;然后各自按爵位官階大小,找適當的座位坐下來。

  “真是想不到的事!”醇王向寶均金問道:“得趕緊把六爺追回來。”

  “六爺”是指恭王,“已經派人去了。”寶均金答說:“大概明天下午才能回來。”

  “得找個人來問一問才好。”王說道:“譬如有沒有遺言?”

  “不會有的。”惠王接口:“中午的方子已經說‘神識不清’;以后牙關都撬不開口,怎么能開口說話?”

  王默然,舉座不語;但每人心里都有一個疑問:到底是什么病?

  “要問什么病,實在沒有病。”徐用儀左右看了一下,下人都在廊上,客廳中除了胡雪岩的貼身跟班以外,別無閑人,方始低聲說:“是中了毒。”

  此言一出,胡雪岩跟古應春互看了眼。原來胡雪岩因為創設胡慶余堂藥號,自然而然地對藥性醫道,都不太外行;看了從內奏事處抄出來的五張藥方,又打聽了慈安太后前一日御朝的情形,向古應春談起,唯一可能的死因是中毒。此刻是證實了,只不知如何中的毒。

  “毒是下在點心里頭的。”徐用儀說:東太后有歇午覺的習慣;睡醒以后,經常要吃甜點心。初九那天,午覺醒來,西太后派梳頭太監李蓮英,進了一槃松仁百果蜜糕,剛蒸出來又香又甜,東太后一連吃了三塊;不到半個鐘頭,病就發作了。”

  胡雪岩駭然:“是西太后下的毒?”他問,“為什么呢?”“這話說來就長了——”

  慈禧太后一直有樁耿耿于懷,說什么也無法自我譬解的事,就是為什么她該低于慈安太后一等;而這一等非同小可——皇后母儀天下,生日稱為“千秋”,受群臣在宮門外朝賀。下皇后一等的皇貴妃,不獨無此榮耀,甚至連姓氏亦不為群臣所知。

  東西兩宮——慈安、慈禧由“選秀女”進身,家世是一樣的,慈安之父為廣西右江道;慈禧之父是安徽池太廣道。起初身分雖同,但當文宗元后既崩,立第二后時,選中了慈安,便使得那時封號為“懿貴妃”的慈禧,憤不能平,因為慈安無子而她有子,且是唯一的皇子;不是她的肚子爭氣,大清朝的帝系,將從咸丰而絕。由此可知,她是大有功于宗社的人;有功之人反遭貶損,這口氣如何咽得下?

  可是文宗卻又是一種想法,正因為她生了皇子,斷送了被立為皇后的希望。原來慈禧精明能干、爭勝攬權的性格,文宗已看得很清楚;自知在世之日無多,一旦駕崩,幼主嗣位,皇后成為太后,倘或驕縱不法,無人可制。

  縱然如此,仍有隱憂,因為母以子貴,將來仍舊會成為太后,兩宮并尊,而慈安賦性忠厚,必受欺侮。這重心事,偶爾與他的寵臣肅順吐露;肅順便勸文宗行“鉤弋夫人”的故事。

  “鉤弋夫人”是漢武帝的寵姬。當他六十三歲時,鉤弋夫人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弗陵,生得茁壯聰明,頗為鐘愛。漢武帝晚年多病,年長諸子,看來多不成材,几經考慮,決定傳位幼弗陵;但顧慮得幼主在位,母后年輕,每每會驕淫亂政,春秋戰國,不乏其例;秦始皇初年的情形,更當引以為鑒。因而狠心將鉤弋夫人處死,以絕后患。

  文宗也覺得肅順的建議不錯,但卻缺乏漢武帝的那一副鐵石心腸。到得病入膏盲,勢將不起時,特為用朱筆親書密諭一道,交付慈安,大意是“西宮援母以子貴之義,不得不并尊為太后,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當專決。彼果安分無過,當始終曲全恩禮,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群臣,將朕此言宣示,立即賜死,以杜后患。”不但有朱諭,而且還口頭叮囑,倘或需要用這道密旨時,應該如何召集群臣,如何宣示;又如何可能有人為西宮求情,而決不可稍為之動,必須當機立斷,斬草除根。慈安含淚傾聽,將朱諭珍重密藏,而心里卻從未想過有用得到它的一天。

  事隔二十年,慈禧已經四十六歲,這年——光緒六年二月初,忽然得了重病,脈案對病因的敘述,含糊不清,而所開藥方,則屬于專治胎前產后諸症的“四物湯”,群臣皆為之困惑不解。據御醫莊守和、李德立向人透露,說是“血崩”,但用血崩的藥,卻并不對症。

  于是降旨征醫。直隸總督荐山東泰武臨道無錫薛福辰;山西巡撫曾國荃荐太原府陽曲縣知縣杭州守正,此兩人都是世家子弟,飽讀醫書,精研方脈;六月間先后到京,一經“請脈”,都知病根所在;不約而同的表示慈禧太后患的是“骨蒸”,其實是“蓐勞”,產后失血過多,成了俗語所說的“干血癆”,用來補甘平之法,病勢日有起色。到了這年年底,已無危險,只待調養了。

  宅心仁厚的慈安太后,自然亦為之慶幸。有一天——就在几天以前,在她所住的鐘粹宮,邀慈禧共餐,還喝了酒;到得席散,暗示宮女盡皆回避,促膝深談,作了一番規勸。

  據私下窺視的宮女所傳出來的消息,說是慈安真的動了感情,首先追敘當年文宗逃難到熱河的種種苦楚;文宗崩后,“孤兒寡婦”受肅順欺侮,幸而“姊妹”同心協力,互為拭淚;誅徐權臣,轉危為安。接着又談同治十三年間所經曆的大風大浪,種種苦樂,說到傷心之處,“姊妹”倆相對流涕。看來慈禧也動了感情了。

  于是慈安慨然說道:“我們姊妹也都老了,重新同侍先帝的日子,不會太遠。二十多年相處,從來沒有起過什么了不得的爭執,以后當然亦是平平靜靜過日子。有樣東西是先帝留下來的,我一直以為永遠也用不着;不過我怕我一死以后,有人撿到這樣東西,會疑心我們姊妹表面和好,暗底下不是那回事,那就不但你我會覺得是一大恨事,先帝亦會自悔多事。這樣東西,不如今天就結束了它吧!”

  說完,從懷中掏出一個信封,遞到慈禧手里,打開來一看,慈禧臉色大變;原來就是文宗親自以朱筆所寫的那道密諭。

  “既然無用,就燒掉了吧!”

  慈安取回原件,就在燭火上點燃焚毀。慈禧作出感極而泣的神情,還須慈安多方安慰,方能收淚。

  但從此慈禧只要一見了慈安,便如芒刺在背,處處小心,象惟恐不能得慈安歡心似的。這一天——就是三天前的三月初九,慈安太后終于在一槃松仁百果蜜糕上送了命“這樣說,以后是西太后一個人作主的局面了?”胡雪岩問說“筱翁,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難辦呢,還是比以前容易?我看要比以前難辦。”徐用儀答說:“東太后德勝于才,軍機說什么就是什么;西太后才勝于德,稍微馬慮一點,她就會抓住毛病,問得人無話可說。”

  “這話說得不錯。不過將來只要把一個人敷衍好了,事情也不致于太難。”

  “呃,”徐用儀不免詫異,“胡大先生,你說要敷衍哪一個人?”

  “李蓮英。”胡雪岩說,“他立了這么大的功勞,當然會得寵。”

  “嗯,嗯!”徐用儀說:“我倒還沒有想到。”“我也沒有想到。”古應春接口說道:“我看,這條路子如果要走,就要走得早。”

  徐用儀不作聲,意思當然是“你們要走太監的路子,另請高明”。胡雪岩體會得他的心境,便向古應春遞個眼色——暗示他不必再談李蓮英。

  不過,寶均金還是要談的。古應春將胡雪岩准備送五萬銀子,而他認為其中應該留一萬銀子作開銷,問徐用儀有何意見?

  “送寶中堂不必那么多,多了他反而會疑心,以為這筆借款中,又有多少好處。錢要花在刀口上,一文抵十文用,才算本事。”

  “那末,筱翁!”胡雪岩笑道:“你倒說說看,要怎么樣才算花在刀口上?”

  “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總之,如今既然左大人打算獨斷獨行了。寶中堂那里,就不必送那么重的禮。不然就變成‘塞狗洞’了。”

  “‘塞狗洞’的事,我做過很多。”胡雪岩說:“既然筱翁不贊成,我們就來想它個禮輕意思重的辦法。”“這辦法不大好想。”古應春問道:“是不是跟朱鐵口去談一談。”

  “沒有用。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

  三個人沉默了好一會,胡雪岩突然說道:“筱翁,你倒談一談,寶中堂是怎么樣一個人?”

  “人是很念舊的——”

  因為念舊重情,寶均金受了許多累。其中有件事,凡是浙江人無不知道;六、七年前轟動海內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將因病暴斃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蓮,當作武大郎;而誣指小白菜謀殺新夫,又將楊乃武比作西門慶,教唆小白菜下毒的“滅門縣令”劉錫彤,就是寶均金的鄉榜同年。

  “寶中堂倒沒有袒護劉錫彤;不過劉錫彤總以為寶中堂一向念舊,有此大軍機的靠山,做錯就做錯了,沒有什么了不起。結果是害己害人,連累寶中堂也聽了好些閑話。”

  “這劉錫彤呢?”胡雪岩說:“充軍在哪里?”“老早死掉了。”徐用儀說:“你想七十歲的人還要充軍,不要說關外冰天雪地吃不消;自己想想,對不起祖宗,對不起自己,哪里還有,哪里還有活下去的味道?”“是啊!做人總要有味道,活下去才有勁。”胡雪岩又問:“他是哪里人?”

  “靠近滄州的鹽山。”

  “家里還有什么人?”

  “不大清楚。”徐用儀說:“他有個兒子,本來也是牽涉在楊乃武那一案里的,后來看看事情鬧大了,劉錫彤叫他回鹽山,哪知坐的是福星輪。”

  福星輪沉沒,是在中國海域中發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難事件;所以徐用儀不說,也知道劉錫彤之子已經遭難。“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古應春道:“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劉錫彤居心可惡,才會遭禍。不過報應也太慘了。”“打聽,打聽。”胡雪岩說:“齊錫彤總算在我們杭州做過父母官,子孫如果沒飯吃,應該做個好事。”

  徐用儀心想,胡雪岩哪里是為劉錫彤做過余杭縣知縣的香火之情;無非看在寶均金分上,做件小小的雪中送炭之事,希望見好于寶均金。不過他亦必須有這么個冠冕堂皇的說法,才不落痕跡,否則就會為人所譏。人情世故畢竟是他識得透。這樣轉着念頭,不由得又想起一個人,“寶中堂有個弟弟叫寶森,”他問:“胡大先生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此人怎么樣?”

  “此人去年讓言路上參一本。參的其實不是他,是寶中堂,參寶中堂袒護親族。不過,這一來倒楣的一定是寶森,如今境況很窘。”

  “呃,筱翁,你倒談談他倒楣的來龍去脈。”

  原來寶均金之弟寶森,本是直隸的候補知縣,即沒有讀多少書,也談不到才具,而且理路不大清楚。靠他老兄的面子,總常有差使派他;有時州縣出缺,派他去署理,坐堂問案,笑話百出,上官看寶均金的分上,只有格外寬容。

  后來曾國藩由兩江總督調直隸,他是講究吏治的,看寶森實在沒有用處,想照應他亦有力不從心之感。寶森几次找寶均金,要他八行書給曾國藩討差使,寶均金怕碰釘子,不肯出信。到得真的纏不過了,寶均金說:“你到四川去吧!”為他加捐,由候補縣變成候補道,又在吏部說了情,得以分發四川。

  四川總督名叫吳棠,此人于慈禧太后未入宮以前,有援之于窮途末路的大恩。慈禧之父惠徵,官居安徽池太廣道,是守土有責的地方官;咸丰初年,洪楊起事,舟船東下,勢如破竹,惠徵望風而逃,降旨革職查辦,旋即一病而亡。欲語說:“太太死了壓斷街,老爺死了沒有抬”,官場最勢利不過,何況惠徵是“犯官”的身分,加以外省的旗漢之別;遠較京里來得分明,因此,慈禧以長女的身分,攜帶一妹兩弟,奉母槃靈回旗時,一路遭受白眼,那種境況,真可說是悽涼萬狀。

  一天船泊江蘇淮安府桃源縣,忽然有人送來一份奠儀,而且頗為丰腆,白銀二百兩之多。慈禧再看名帖上具銜是桃源縣知縣吳棠,不由得納悶;惠徵從無這樣一個朋友,如說是照例的應酬,隔省的官員,了無淵源,充其量送八兩銀子的奠儀,已是仁至義盡。一送二百兩,闊得出奇;慈禧判斷,一定是送錯了,防着人家要來索還,原封不動地擺在那里。

  她的判斷不誤,果然是送錯了。吳棠一看聽差送上來的回帳,大發雷霆;幸而他有個幕友,深明人情世故,便勸他說:“送錯了禮沒有去討回之理;就討,人家也未見得肯還。聽說這惠道台的兩位小姐,長得很齊整,而且知書識字;旗人家的閨秀,前途不可限量,東翁不如將錯就錯,索性送個整人情,弔上一弔。”

  吳棠心想,這不失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打算,當下肅其衣冠,備了祭品,傳轎打道運河碼頭,投了帖上船祭靈。祭畢慰問家屬;慈禧的兩個弟弟惠祥、照祥,都還年幼,只會陪禮,無從陪客;都是慈禧隔着白布靈幔,與吳棠對答,再三稱謝。

  這一下足以證明,吳棠的奠儀并未送錯,可以放心大膽地支用了。慈禧感激涕零之余,將吳棠的名帖放在梳頭盒子里;跟妹妹相誓:“倘或天可憐見,咱們姊妹也有得意的一天;可千萬別忘了吳大老爺這位雪中送炭的大恩人。”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上”,姊妹做了妯娌,不過十年的工夫,姐姐“以天下養”,妹妹亦貴為醇王的福晉。

  辛酉政變,兩宮垂簾聽政,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便是報恩;這時已升知府的吳棠,官符如火,一路超擢,吳棠既庸且貪,而凡有參劾吳棠的折子,一概不准。不過五、六年的工夫,繼駱秉章而為四川總督;他在成都,公事委諸屬下,每天開筵演戲,頓頓魚翅雞鴨,自我豢養成一個臃腫不堪的大胖子,四川人替他起了個外號,叫做“一品肉”。寶均金為老弟的打算是,惟有到“一品肉”那里當差,不必顧慮才具之短。果然,吳棠看寶均金是大軍機,一到就派了“釐金”的差使;終吳棠之任,寶森的稅差沒有斷過,是四川官場的紅員之一。

  不久,吳棠歿于任上,繼任川督的是殺安德海的山東巡撫丁寶楨。安德海在兩宮太后口中,稱之為“小安子”;他是慈禧太后寵信的太監,在“辛酉政變”中立過功勞,升任為長春宮的總管。仗着慈禧太后的勢力,招權納賄,驕恣不法;有年夏天,打着太后的旗號,擅自出京,連直隸總督國藩,都只能側目而視,不敢動他。不道丁寶楨卻不買帳,等他一入山東境內,便派人嚴密監視,及至證實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釆辦的懿旨,便不客氣地下令逮捕,飛章入奏,奉旨“毋庸訊問,就地正法”;隨即提出牢來,在濟南處決。

  安德海既為慈禧所寵信,丁寶楨殺了他,就很可能得罪了慈禧。那知事實適得其反,慈禧不但不恨,而且很感激丁寶楨,因為安德海被斬以后,丁寶楨下令暴尸三日,濟南的百姓看清了安德海是沒有“那話兒”的真太監。這一來,一直流傳着的,安德海為慈禧面首的謠言,不攻自破。慈禧心感丁寶楨為她洗刷之德,所以吳棠出缺,將他自東撫擢為川督。當然,也有看重丁寶楨清廉剛直,用他去整飭為吳棠搞壞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在內。

  果然,丁寶楨一入川便大加整頓,貪庸疲軟的劣員,參的參,調的調,官場氣象一新。象寶森這樣的人,當然也在淘汰之列,但想到他是寶均金的胞弟,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顧慮,處置就不一樣了。

  象這樣的情形,原有個客客氣氣送出門的辦法,譬如督撫與兩司——藩司、阜司不和,想把他們調走,而又怕傷了和氣,發生糾紛,便在年終“密考”時,加上“堪任方面”的考語。既然才足以當方面之任,朝廷當然要將此人召進京去,當面察看。久而久之成了一個慣例,軍機處一看督撫對兩司下的是這樣的考語,便知是請朝廷將兩司調走,必如所請;因為封疆大吏的用人權是必須尊重的。

  寶森只是一個候補道,不適用此例,但亦有亦通之方,即以人才特荐,奏請送部引見;意思是請朝廷考慮此人可放實缺。

  那是光緒四年年底的事。其時言路上氣勢很盛,除了御史、給事中這些言官以外,翰林而兼“日講起注官”,得以專折言事者,奏議尤為朝廷所重;其中言論最犀利者四人,號稱“翰林四諫”。而“四諫”中又以張佩綸的一支筆最厲害,心想寶森一無才能,只以寶均金的關系,竟由地方大吏以人才特荐,令人不平,因而上章博擊。

  上諭中嘉許張佩綸“所陳絕瞻顧,尚屬敢言”。至于丁寶楨特荐寶森,究竟有何過人之長的實績,命丁寶楨“據實具奏,毋稍回護”。原奏又說寶森并無才能,“着李鴻章查明寶森在直隸時,官聲政績究如何,詳細具奏。”

  其時寶森已經到京,興沖沖地真的以為丁寶楨夠交情幫他的忙,滿心打算着引見以后,靠他老兄的關系,分發到富庶的省分,弄個實缺的道員,好好過一過官癮——正印官的氣派,跟候補道畢竟是不同的。

  哪知跟寶均金見了面,他一句話就是:“你告病吧!”“為什么?”

  “喏,你自己看去。”

  很吃力地看完了張佩綸參劾的奏折,寶森倒抽一口冷氣,這時才明白,丁寶楨別有用心,復奏也必是一番敷衍的空話,未見得有用。

  “現在言路上囂張得很,你碰了釘子,我也幫不上你的忙。別求榮反辱吧,你先告病;過些日子,我再替你想辦法。”日子過了兩年了,寶森靜極思動,常常跟寶均金爭吵,弟兄已有反目的模樣。寶均金經常望影而避,頭痛不已。“弟兄感情到了這樣子,只有一個辦法,把他們隔開。”胡雪岩說,“見不着面,就吵不起來了;旁人勸解,話也比較聽得進去。”

  “胡大先生,你的話是不錯,不過,請問怎么個隔法?”“那還不容易。把那位寶二爺請到哪里去住上几個月,意氣慢慢化解了,弟兄到底是弟兄,終究會和好如初的。”“這倒也是個辦法,可惜沒有人請他。”

  “我請!”胡雪岩脫口而答,“如果寶二爺願意,我把他請到上海、杭州去逛個一年半載,一切開銷都是我的。”徐用儀心想,這一來玉均金得以耳根清淨,一定會領胡雪岩的情,當下表示贊成古應春亦認為這是個別開生面的應酬寶均金辦法,大可行得。

  至于胡雪岩與寶森素昧平生,看似無由一通款曲,其實容易得很,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煜在,便是現成的一條路子。

  這天文煜宴客。本來他宦囊甚丰,起居豪奢,住處又有花木園林之勝,每逢開宴,必是絲竹雜陳;此時因逢國喪,八音遏密,同時也不便大規模宴客,以防言官糾彈,只約了少數知好,清談小酌而已。

  主客是胡雪岩,其次便是寶森。主人引見以后,寶森頗道仰慕;胡雪岩更是刻意周旋,所以一見如故,談得頗為投機。席間談起上海“夷場”上的情形,胡雪岩與古應春大肆渲染,說得寶森向往不已。

  看看是時候了,古應春便即問說:“森二爺有几年沒有到上海了?”

  “說起來寒磣。”寶森不好意思地:“我還沒有去過呢!”“那可真是想不到。”古應春看着胡雪岩說:“吃花酒如果有森二爺這么有趣的人在,可就更熱鬧了。”

  寶森是所謂“旗下大爺”,吃喝玩樂,無一不精;這兩年在京,全靠寄情聲色,才能排遣失意,自從慈安太后暴崩,歌聲舞榭,弦索不聞,正感到寂寞無聊時,聽得古應春的話,自然動心。

  “如今是國喪,也能上堂子——”寶森突然縮住口,倒象說錯了話似的。

  原來上海人所說的“堂子”,北方稱為“窯子”。旗人口中的“堂子”,是皇室祭祖的所在;拿來作為窯子的別稱,未免褻瀆,因而覺得礙口。

  “如今國喪,也能吃花酒?”他換了個說法。

  “怎么不能?”古應春答說:“一則是天高皇帝遠;再則夷場是‘化外’,不管是上海道,還是松江府,都管不到;甚至于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莫奈何。”

  “真的?”寶森有些不信。

  “我只談一件事好了。”古應春問道:“聽說森二爺票戲是大行家,有出‘張汶祥刺馬’看過沒有?”

  “聽說過,可沒有看過。”

  “那就是上海人獨有的眼福、耳福,這出戲只有在上海能唱,別處是禁的。”

  禁演的原因是,這出戲全非事實。兩江總督馬新貽已經慘死在張汶祥的白刃之下,而竟說他奪人之妻,有取死之道,死而被誣,冤及泉台,知道真相而稍有血性的人,無不義憤填膺。江南大吏曾謀設法禁演,但因勢力不能及于夷場,徙呼負負。

  這一實例,說明了在京八音遏密,何以在上海可以不守國喪的規矩。寶森真是想去好好逛一逛,但有些說不出口。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便即說道:“其實不說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樣,森二爺也該到上海去見識見識。如今大家都講洋務,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務該怎么講法?寶中堂是身分、地位把他絆住了,沒有機會到上海,森二爺不妨代替寶中堂去看一看。”

  這為他拈出了一個正大光明的理由,寶森大為興奮,“我也不為他,為我自己。”他說:“長點見識總是好的。將來到了上海,還要請胡大哥帶一帶我。”

  “言重了。”胡雪岩問道:“森二爺預備什么時候去?”“這還不能定。我得先跟本旗請假。”

  在京的旗人,不能隨便出京,這個規矩在雍、乾年間,極其嚴格,以后慢慢地也放寬了。不過寶森因為他老兄一再告誡,諸事謹慎,所以不敢造次。

  這時一直未曾說話的文煜開口了:“老二,我准你的假。”原來文煜就是他正白旗的都統。

  “啊,啊,對了。”寶森“拍”地一下,在自己額上打了一下,’看我這個腦筋!竟忘了本旗的長官,就在眼前。”

  “文大人,”胡雪岩問道:“准他多少日子的假?”“那要問他自己。”

  “我想,”寶森答說:“一個月也差不多了。”“不夠,不夠。一個月連走馬看花都談不到,起碼要三個月。”

  “三個月就三個月。”文煜向寶森說道:“這得找個理由,你就寫個呈文,說赴滬就醫好了。”

  寶森還在躊躇,胡雪岩搶着說道:“好了!文大人准假三個月;森二爺,這三個月歸我管,你一切不必費心。我大概還有五六天耽擱,請你料理料理,我們一起走。”邂逅初逢,即使一見如故,這樣被邀到紙醉金迷之地,流連三月之久而不費分文,真也可說是難得的奇遇。因為如此,反而令人有難以接受之感;寶森只是搓着手,矜持地微笑着,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

  “老二,”文煜知道他的心情,忍不住開口:“你久在四川,對雪岩不熟;雪岩豪爽出了名的,只要投緣,象這么請你到南邊玩上几個月,算不了什么。我看你在京里也無聊得很,不如到上海去散散心。交朋友的日子很長,你也不必覺得不好意思。”

  “我可真是有點兒不好意思。”寶森乘機說道:“恭敬不如從命,我先跟胡大哥道謝。”

  “說這話就見外了。”胡雪岩轉臉對古應春,“叫惟賢明天派人到森二爺公館去招呼;行李不必多帶,缺什么在上海預備也很方便。”

  第二天午后,汪惟賢親自去拜訪寶森,執禮甚恭,自不待言;略事寒暄,談入正題,首先問說:“森二老爺預備帶几個人?”

  寶森不好意思,略想一想答說:“我只帶一個。”“一個怎么夠?”汪惟賢屈着手指說:“打煙的一個,打雜的一門跟班的一個,至少得三個人。”

  “我就帶一個打煙的。”寶森略有些不好意思地,“有一口嗜好,沒法子。”

  “這是福壽膏。”汪惟賢將手邊一個長形布袋拿了起來,脫去布套,是個打磨得光可鑒人的紫檀長方盒,順手遞過去說:“森二爺倒看看,這樣東西怎么樣?”

  寶森接來一看,盒蓋上刻着一行填彩的隸書:“吹簫引鳳”,便知是一枝煙槍;抽開盒蓋,果不其然。雖抽了三十年的鴉片,見過許多好煙具,這一支十三節湘妃竹的煙槍,所鑲的綠玉煙嘴固然名貴,但妙處卻在竹管是用橄欖核累貫到底核中打通,外涼內熱,抽起來格外過癮。

  “好東西。”寶森愛不忍釋,“總得二百兩銀子吧?”“森二老爺中意,就不必問價錢了。請留着用吧!”汪惟賢不容他謙辭,緊接着又說:“敝東交代,森二老爺不必帶煙槃,太累贅,都由我們預備。”

  說到這樣的話,倘再客氣,就變得虛偽了。寶森拱拱手說:“胡大先生如此厚愛,實在心感不盡。不過,人,我准定只帶一個,帶多了也是累贅。”

  “是,是。我們那里有人,森二爺少帶也不要緊。還有,現在是國喪,穿着朴素,森二老爺不必帶綢衣服等穿孝期滿,在上海現做好了。”

  他說什么,寶森應什么。等汪惟賢一走,想一想不免得意,用新得的煙槍過足了癮,看辰光未時已過,寶均金已經下朝了,乘興省兄,打算去談一談這件得意之事。

  寶均金家的門上,一看“二老爺”駕到,立即就緊張了,飛速報到上房寶均金剛想關照:說我頭疼,已經睡了。只見寶森已大踏步闖了進來,料想擋也擋不住,只能嘆口氣,揮一揮手,命門上退了下去。

  “你那件事,過一陣子再說。”寶均金一見了他老弟的面就先開口,“這會兒辦東太后的喪事,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提。”

  “哪一件?”寶森要他老兄托人情的事太多了,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件,所以如此發問。

  “你不是兜攬了一件幫人爭產的官司嗎?”

  “喔,那一件。”寶森答說:“如今我可沒工夫管人家的事了。”

  原來寶森受人之托,有件庶出之子,向嫡出長兄要求分家的官司,要求寶均金向順天府尹說情,將庶出之子的狀子駁回。他從楊乃武那一案,受劉錫彤之累,為清議抨擊以后,凡是這類牽涉刑名的案件,不願再管,無奈寶森一再糾纏,只能飾詞敷衍;每一次要想不同的理由來拖延,深以為苦,因而此刻聽得寶森的話,頓覺肩頭一輕,渾身自在了。“我特為來跟大哥說,我要到上海去一趟,總得兩三個月才能回來。”

  “喔,”寶均金問道:“到上海去干什么?”

  “有人請我去玩兩三個月。管吃管住,外帶管接管送,一共是四管;自己一個子兒都不用花。

  “好家伙。管你到上海玩兩三個月,不要分文,誰那么闊啊?”

  “胡雪岩。”

  “原來你交上‘財神’了!”寶均金立刻沉下臉來,“你可別胡亂許了人家什么,替我添麻煩。”

  寶森愕然,“人家會有事托我?”他問:“會是什么事呢?”“誰知道?此人的花樣,其大無比;這一趟是來替左季高籌划借洋債,說不定就會托你來跟我嚕蘇。”

  “哼!”寶森微微冷笑,“有海岳山房在那里,哪輪得到我來跟你嚕蘇。”

  寶均金裝作不曾聽見,呼嚕嚕地抽了几口水煙,開口問道:“你哪一天走?”

  “就在這几天。”

  寶均金點點頭,喊一聲:“來啊!”將聽差寶福喚來吩咐:“到帳房里支二百銀子,給二老爺送了去。”

  “謝謝大哥!”寶森請個安,又說了些閑話,高高興興地走了。

  等他的背影剛剛消失,寶福悄然而至,走到寶均金面前說道:“朱鐵口來過了,替胡大人送了一份禮來。”“哪個胡大人?”

  “有手本在這里。”

  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墉”;不由得就關切了,“送的什么?”他問。

  “一個成化窯的花瓶。”

  “大的還是小的?”

  “大的。”

  大的便是兩萬銀子。寶均金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兩萬銀子,就大可必再在寶森身上作人情,而居然作了,并且這個人情還不輕,看起來是個很厚道的人。同時又想到寶森一走,耳根清淨,便對胡雪岩越有好感了。

  “朱鐵口走了沒有?”

  “還沒有。”

  寶均金便將朱鐵口傳喚到上房問道:“那胡大人是怎么說的?”

  “胡大人說想送中堂一份禮,問我有什么合適的東西?我問他打算送多重的禮?他說兩萬銀子。我就讓他買花瓶。他還托我代送;花瓶送來了,銀子也交到帳房里了。”“有什么話托你轉達的沒有?”

  “沒有。我倒也問過他;他說只不過佩服中堂為國賢勞,本想上門來求見請安,又怕中堂最近因為大喪太忙,不敢冒昧。”

  寶均金的顧慮消釋了。這兩萬銀可以安心笑納;倘或附帶有有一句什么請托的話,反倒不便幫忙,兩萬銀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就不免要自責。

  遣走朱鐵口以后,寶均金仍在考慮胡雪岩送的這筆重禮,不幫他的忙,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責;要幫他的忙呢,又覺得自己一向主張“西餉可緩、洋款不急”,忽然很熱心地贊成左宗棠借這筆洋債,出爾反爾,啟人疑竇。如何得以籌划出一個兩全之道,成了他這天念玆在玆的一樁心事。

  第二天一早上朝,在轎子里忽然想起寶森告訴他的,丁寶楨當年的故事。丁寶楨以清廉知名,但身為總督,開府西南,朝廷的體制不能不顧,家鄉貴州的親友,翻山越嶺,千辛萬苦來投靠,沒有那么多閑差使可應酬,招待食宿,致送回鄉槃纏的情誼不能不盡,這些都在他每個月一萬兩左右的“養廉銀子”中支付,盡管量入為出,總也有青黃不接的時候,照一般督撫慣例,方便得很,寫張紙條,向藩庫提銀若干,因窘即時可解至于虧空如何彌補,不必費心,有藩司,有榷稅的候補道,甚至首府、首縣為他想辦法。但那一來,就談不到整飭吏治了。

  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當鋪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東西能當到上千上萬銀子?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當身分、當面子的辦法;取一只皮箱,隨便找些舊衣服塞滿上鎖,再取兩張封條,蓋上“四川總督部堂”的大印,標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滿漿實貼。然后派戈什哈抬到當鋪里去當。

  朝奉嚇一跳,從來沒有聽說總督也會當當的;便很客氣地請問:“要當多少銀子?”

  “五千銀子。”

  朝奉又嚇一跳,五千銀子不是小數目要問一問“是什么貴重東西,能不能看一看?”

  “不能看。大人親手貼的封條,誰敢揭開來?”“那末——”

  “你不必多管。”戈什哈搶着說道:“你只憑封條好了。將來贖當的時候,只看封條完整,就是原封不動。你明白了沒有?”

  朝奉自然明白了,如數照當。丁寶楨倒是好主顧,下個月藩庫將養廉銀子送到,立刻贖當。從此丁寶楨當當,成了規矩,只憑封條不問其他。

  寶均金心想,左宗棠借洋債,如果照丁寶楨的辦法,豈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個機會。于是默默槃算了一陣,到得軍機處,立刻派蘇拉到“南屋”去請了徐用儀來,邀到僻處,悄悄相語。

  “左帥借洋款的事,接頭好了沒有?”

  “接頭好了。這一回的條件,確是比以前來得好。這也是胡雪岩力蓋前愆的緣故。”徐用儀又說:“本來早就想出奏了,為有東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暫緩一緩。”

  “也不必再緩。請你轉告左帥,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戶部議奏,那就要算老帳了。”寶均金突然問道:“丁稚璜當當的故事,你聽說過沒有?”

  徐用儀不知他忽有此問的用意,陪笑答道:“那是個有名的笑話,知道的人很多。”

  “不是笑話。”寶均金正色說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爛衣服,讓他當五千銀子,怎么對得起東家?外頭也一定有閑話,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處。他只有硬吃一注,不讓我掀他的底牌,我拿他沒辦法。左帥借債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飯,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計較。你懂我的意思不?”

  徐用儀怎能不懂?可是他也很圓滑,不作正面回答,只說:“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夠領會。”“好,不過,”寶均金沉着臉說:“丁稚璜當當,几乎月月如此;左帥借洋債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為例。請你千萬說清楚。”

  “是。”

  答應歸答應,說不說又另是一回事。徐用儀退值以后,先去訪胡雪岩,將寶均金的話,告訴了他,商量最后的那句話,要不要說?

  “當然不必說。”胡雪岩答道:“事情明擺在那里,西征軍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會借洋款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說這話,惹左大人不高興?”

  徐用儀聽從他的主張,到了賢良寺,轉達了寶均金的意見。左宗棠本來就想這么辦,但未想到寶均金如此“大方”;欣慰之余,乘興親自執筆起草奏稿。

  第一段當然是陳述邊務之重要,以及各省協餉,不能及時而至,拖欠年復一年,越積越多的困難。接下來便敘此次籌借洋款的由來:說有德國商伙福克,在蘭州織呢局聞之,自稱該國有巨款可借,息耗亦輕,并可由陝甘總督出票,因于上年臘月初三日具奏,接到戶部咨復,以借數雖經奏明為四百萬,惟期限、利息,以及還款來源,應該補敘說明。

  但其時左宗棠已奉旨晉景,不在其位,似乎不應再謀其政,所以此處須作一番解釋:“臣卸篆北上時,與劉錦棠、楊昌浚晤談,均以甫經接任,籌餉艱難,屬臣代為借箸。臣雖去任在即,亦不欲貽累替人,遂飛飭辦理上海釆運局道員胡光墉,速向洋商議借銀四百萬以應急需。抵都后,連接楊昌浚、劉錦棠來函,言及餉源已涸,春夏之交,斷難接續,懇即據情入告,情詞迫切異常。”

  期限:六年還清。

  利率:年息九釐七毫五絲。

  付息辦法:每六個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

  還本辦法:第一、第二兩年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還本一百萬兩。利息照減。

  保證辦法:請戶部催飭各省關,將應解新舊協餉,徑交上海釆動局,據付息還本。如協餉不至,上海釆運局無款可撥,應准洋商憑陝甘總督所出印票,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些條件與過去比較,好處有三:一是不需海關及有關各省督撫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分二釐減至不足一分,合月息只八釐有零;三是頭兩年不還本,俾各省得以清理舊欠,“其力尚紓,并無窘迫之患。”因為如此,“已飭胡光墉、福克、凱密倫即依照定議,應仰懇天恩敕下總理衙門,札飭道員胡光墉及照會英國使巨轉行匯丰銀行,一體遵照,以便陝甘出票提銀。”

  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當天就奉到批復:“該衙門知道。”也就是准予備案的意思,“該衙門”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衙門與軍機處互為表里,辦事司官,亦稱章京,待遇優厚,亦與軍機章京相同,規制不同的是,軍機章京分為頭班、二班。輪班入值,而所辦之事并無兩樣;總督章京則各有專司,此案歸“英國股”及“德國股”所管,自有徐用儀代為接頭;同時因為有匯丰銀行的凱密倫同來,英國公使館批准匯丰銀行照借的手續,亦很順利,不過三天工夫,一切都齊備了。但賦歸卻還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歸決定坐輪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間”,已為人定下了胡雪岩認為招待寶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寧願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

  第二天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藥帶回去。從經管西征糧台,在上海設轉運局開始,胡雪岩無事不順手,常是一夕之間,獲利巨萬財是怎么發的,連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卻漸漸差了,飲食漸減,夜臥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來,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處燒香許願,大做好事,祈求上蒼保佑,然而沒有什么用處。

  有一次在應酬場中,遇見一個在湖北候補,而到上海來出差的捐班知縣,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談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說他往后十年大運,猶勝于今,將來會有“財神”之號。

  “不瞞理翁說,我的精神很壞;事情要有精神來做的,沒有精神只會交墓庫運,哪里會有什么大運。”

  “這是因為雪翁想不開的緣故,一想開了,包你精神百倍。”

  聽得這話,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請教,我是怎么想不開。”他問:“要怎么樣才想得開?”“此中之理,非倉促之間能談得透徹的。雪翁公館在哪里,等我勾當了公事,稍微閑一閑,登門拜訪,從容呈教。”胡雪岩心想,官場上專有那種讀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開河,目的是為了奉承上司,討得歡心,企求謀得一缺半差的候補州縣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談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當即答說“不敢請理翁勞步。”接着又說:“恕我冒昧,理翁這趟是啥公事?”

  “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撫憲之命,到上海來釆辦貢品;東西都看好了,無奈湖北應該匯來的款子數目弄錯了,連日為此事奔走,總還要四、五天首尾才會清楚。”

  “喔!理翁是說公款不夠。”

  “是的。”

  “差多少?”

  “一萬三千多兩。”

  “喔,喔,”胡雪岩問說:“總快到了吧?”

  “是的。”

  “那好。”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棧去拜訪;只聽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辦交涉,聲音很熟,想不起來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認出來了,是方九霞銀樓的檔手老蕭。“胡大先生。”老蕭丟開周理堂奔了出來,笑嘻嘻地打了個千問:“你老怎么也來了。”

  “你這話問得奇怪!”胡雪岩因為看剛才那番光景,老蕭對周理堂不甚禮貌,所以有意板着臉說:“就許你來,不許我來?”

  “不是這話,不是這話!”老蕭急忙辯解:“我是有生意來跟周大老爺接頭。”

  “接頭生意?莫非你不曉得和氣生財?嘩喇嘩喇啥事體。”

  訓斥完了,轉身與周理堂敘禮,客氣而親熱;將個老蕭干擱在一旁,置之不理。

  倒是周理堂有點過意不去,“雪翁,你請稍坐。”他說:“我跟這蕭掌櫃先打個交道。”

  “請便。”

  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蕭不似剛才那樣囂張了,但話仍說得很硬。原來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鑲金如意,工料總計九千銀子,只付了兩千定金。如意制就,來催交貨,周理堂無以為應。就在這時候,廣西巡撫亦派人來釆辦貢品,因為時間迫促,頗為焦急;老蕭打聽到這件事,上門兜攬生意。說湖北巡撫訂的玉鑲金如意,願照原價轉讓。如意上所鏨的“天保九如”字樣,以及上款都可不動,下款只改動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費事。

  廣西的差官辦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價九千銀子不貴,願意照價收買,但必須能夠證明,湖北的差官確是放棄了才能成交。

  為此,老蕭便來逼周理堂,限期取件,否則沒收定金,作為補償損失。周理堂手頭不硬,口頭上就不能有軟,正在磨得心煩意亂之時,胡雪岩來了。

  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開口了,“老蕭,”他問:“你打算怎么樣?”

  胡雪岩一出頭,老蕭便知如意算槃落空了,“胡大先生曉得的,這兩天金價又漲了。”他說:“打周大老爺的這柄如意,說實話已經虧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損失,我對我們東家不好交代。”

  “那末怎么樣呢?”

  “我想,再等三天。”

  “不必。”胡雪岩轉臉對周理堂說:“理翁,這是筆小數,你為啥早不跟我講,寧願來受他們的氣!”說着,從馬褂口袋里掏出一個信封,遞了過去。

  抽出來一看,是一萬四千兩的一張銀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淚。

  胡雪岩怕他說出什么過于謙卑的話,當着老蕭面連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地說道:“老蕭,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來;周大老爺驗收不錯,自然分文不少你的。”“是,是!”老蕭諾諾連聲,“馬上送來,馬上送來。”“慢慢!”胡雪岩將老蕭喚住;轉臉說道:“理翁,我想送了來也不好,一則要擔風險,再則也怕招搖。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驗貨,果然不錯,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張寄存金如意的條子,動身的時候直接送上船,豈不省事。”

  “說得是。不過不敢勞雪翁相陪,我派人去辦這件事就是。”

  當下將他隨帶的一名司事找了來,拿胡雪岩的銀票交了給他,——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蕭一走,方始開口道謝。“小事,小事!”胡雪岩問道:“理翁還有什么未了?”“多謝,多謝。沒有了。”周理堂緊接着問:“這筆款子,如何歸還?”

  “悉聽尊便。”胡雪岩緊接着說:“倘或理翁沒有急事要辦,我想請理翁指點,指點迷津,我是怎么想不開?我自己倒不覺得有什么事老掛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覺得,就不致于想不開了。正因為那個念頭隱而不顯,所以居恆郁郁。”周理堂又說:“看相這件事,本無足奇;不過在臉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閱曆。雪翁心中有賊,此賊不除,精神就好不起來。”

  “喔!”胡雪岩也聽說過“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這句成語,當即問說:“我心中之賊是指啥?”

  “錢,一個錢字。”周理堂問:“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開錢莊的。”胡雪岩笑道:“我們這一行,稱之為‘銅錢眼里翻斤斗’,不想到錢,想什么?”

  “是不是?我說雪翁心中有賊!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來?”

  聽得這話,胡雪岩不免慚愧,想了好一會說:“理翁的話,我聽出點味道來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來。要我不想到錢這一個字,只怕不容易;從小學生意就是學的這個,根深柢固,跟本性一樣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賺錢,而是想花錢,就跳出來了。”“這話,還要理翁明示。”

  “道理很簡單。”周理堂說:“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園,這是花錢;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樓台、如何羅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園、如何請人品題。這些東西想起來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個‘錢’字忘掉了。當然,這也不是人人辦得到的,力量不夠,要為錢犯愁,反而是自尋煩惱;雪翁根本不必愁錢,當然也就不會有煩惱。”

  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個人的話;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從康熙年間開始,世世代代在內務府當差,凡有宮殿營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設計,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紙版燙出樣子來。出了名的“樣子雷”,耳姓名反而不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進京,在應酬場中認識了“樣子雷”,聽他談先世的掌故,說他家全盛時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職司是擴建一座圓明園,建成了請皇帝來看,某處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滿意,復又拆去,這樣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總之終乾隆六十年,圓明園無一日不在大興土木之中。

  乾隆年間,國庫充盈,皇帝只要覺得什么事能夠怡情悅性,盡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錢,這也許就是他能夠克享天年的道理。聽了周理堂的話,印證乾隆皇帝的作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雖仍然不忘如何賺錢,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錢?大起園林,縱情聲色;以前眠食不安,郁郁寡歡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卻另添了一樣病:腎虧。

  好得是開設着一家海內第一的大藥鋪;連帶也認識了無數名醫、秘方珍藥,固本培元,差能彌補。補藥中最為胡雪岩所重視的是一種膏藥,名稱很難聽,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緊了。

  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傳的藥鋪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請這家藥鋪的主人南下,到胡慶余堂去專制狗皮膏,卻未能如願;想買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專人到北京來釆辦狗皮膏;這年自己進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關照汪惟賢訂購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樣重要藥材缺貨,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堅持要隨身攜藥南歸,這一來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藥,卻因徐用儀帶來的一個消息,胡雪岩決定再在京里住一陣,要看一個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帶着洋人陪森二爺先走。我倒要看看他一這關過得了,過不了?”胡雪岩說:“他的這套把戲,只有我頂清楚,說不定左大人會問我,也說不定另外還會有機會。”另外會有什么機會呢?古應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獨胡雪岩去一個商場上的勁敵,而且也可能接辦招商局。胡雪岩口中的“他”,是個常州人,名叫盛宣懷,字杏蓀。他的父親單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進士,由州縣做起,做到漢口道告老還鄉,在蘇州當紳士,因為盛宣懷需要利用老父的這種身分,在江蘇官場上為他打交道。

  盛宣懷是一名秀才,年輕時跟有名的“孟河費家”學過醫;醫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懷只要有機會,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覺不宜入這一行,所以進京捐了個主事,准備入仕。時當同治末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大興洋務;盛宣懷在這方面的腦筋特別快,而且記性好,口才更好,鑽頭覓縫,得以見了李鴻章一面;相談之下,大蒙賞識,便加捐了“花樣”,以候補道的身分,為李鴻章奏調到北洋當差,不久被派為招商局的會辦,以直隸的候補道,久駐上海,亦官亦商,花樣百出。

  招商局創辦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鴻章的建議,為了抵制外商輪船,“擬准官造商船,由華商雇領,并准其兼運漕糧,俾有專門生意,而不為洋商所排擠。”奉旨准予試辦,即由北洋撥借經費,另招商股,派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定名輪船招商局,向英國買了一條輪船,開始營業;由于經營不善,不過半年工夫,老本虧得光光。胡雪岩是股東之一,也送了几萬銀子在里頭。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關道陳欽建議李鴻章,派候補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陳、林都是廣東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廣東同鄉,一個是怡和銀行的買辦唐廷樞;另外一個是富商徐潤,由他們募集商股四十余萬兩銀子接辦。但本有官本,且又領官款為運費,所以仍然是官督商辦,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懷得以由李鴻章派去當會辦。

  改組后的招商局,業務日有起色;徐潤又別組保險公司,承保本局船險,假公濟私,大發利市。洋商輪船公司,遇到勁敵,業務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來票面百兩升值已近一倍,結果跌到五十几兩,且有繼續下跌的趨勢。

  于是徐潤起意,收買旗昌,但在盛宣懷的策划之下,變成了一個騙局。騙誰呢?騙曾當過江西巡撫、福建船政大臣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而實際上是騙公家的錢。

  盛宣懷的設計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買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當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時,盛宣懷偕同唐廷樞、徐潤連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說動藩司梅啟煦。

  江蘇有兩個藩司,一個稱為江蘇藩司隨江蘇巡撫駐蘇州;一個稱為江寧藩司,隨兩江總督駐江寧——南京。梅啟煦的關節打通了,方始向總督衙門上了一個呈文,說旗昌洋行甘心歸并,開價二百五十余萬;倘能收買,獲利之丰,一時難以估計。

  沈葆楨亦是勇于任事之人,當時雖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願廷擱,在病榻召見盛宣懷,徐潤等人,聽取說明。這天是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懷善于玩弄數字,講得頭頭是道,且有佐證,沈葆楨聽得滿心歡喜。但招商局南洋雖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為主,所以沈葆楨表示,這件事應該會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機不可失!”盛宣懷為沈葆楨解釋,洋人以冬至后十日為歲終,在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換一次現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為止。過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談判,便撿不到這個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資,重整旗鼓,招商局便會遭受威脅,惟有乘機歸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敗之地,結論是“事有經權,而況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圍之內,大人不但當仁不讓,且須當機立斷。”

  沈葆楨槃算之下,還有顧虛,美商的旗昌固然歸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將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為慮;旗昌歸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號之多,勢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從前吃虧的是,自己沒有碼頭棧房,有時不能不遷就太古、怡和,現在有了旗昌的碼頭、棧房,不必再遷就他人,主客之勢,自然就不同了。還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辦保險,利權不外溢,就等于另開了一條財源。”

  沈葆楨完全被說服了,命盛宣懷當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談判,盡量壓低“受槃”的價格,先把交易敲定下來。至于收買旗昌的資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辦之議,命盛宣懷盡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數以“官本”補足,如何籌划,另作計議。獲得這樣的授權,騙局已必可實現。盛宣懷一到上海,復又調動官款,收買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國律師擔文,辦理接管的手續;一面趕到南京,向沈葆楨復命,事情已經定局了。

  據盛宣懷的書面報告,說是“議定碼頭、輪船、棧房、船塢、鐵廠,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項一概在內,現銀二百萬兩。其余漢口、九江、鎮江、寧波、天津各碼頭、洋樓、棧房,作價二十二萬兩。”總計二百二十二萬兩,較原來的開價,減了三十萬兩之多。

  至于付款的辦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銀二十萬兩;約定十二月十八日續付二十萬;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萬,即行交槃。余數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懷說已招到一百二十二萬兩;短缺“官本”一百萬兩,盛宣懷亦已借箸代籌,某處可撥多少,一一指明,當然這也是預先跟梅啟煦商量好的。

  談停當了,便須出奏,類此案例,倘為北洋主稿,便須南洋會銜;南洋主稿,自然亦須北洋會銜。盛宣懷極力申說,時機迫促,往返磋商,誤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萬定洋將遭沒收,勸沈葆楨單銜出奏;又說李鴻章與沈葆楨是同年,遇到這樣的好事,只會贊成,不會反對。沈葆楨想想也不錯,同意單銜出奏;在折尾上聲明:“時值凍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運道冰封,陸路仍可通行,顯然的,這是一個很牽強的理由。沈葆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是盛宣懷特設的圈套,先則以“十七之期”對沈葆楨“當仁不讓”;繼而以恐誤二批交銀之期會遭損失,迫使沈葆楨單銜出奏,這種種設計,都是為了要出脫李鴻章,以便將來騙局敗露時,李鴻章得以未與聞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護。

  果然,四年以后騙局敗露了。發難的是一個湖南籍的名士、國子監祭酒王先謙,上折嚴劾招商局管事道員盛宣懷等蒙蔽把持,營私舞弊。當時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對一班“清流”的議論與主張,十分重視,當即飭下兩江總督“痛加整頓,逐一嚴查。”

  其時的兩江總督名叫劉坤一,湖南新寧人,對于李鴻章久懷不滿。原來李鴻章自從“用滬平吳”后,一直視兩江是他的地槃,官拜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卻能巧妙地運用洋人,以及實際上辦理洋務的關系,在兩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揮;最使劉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鴻章的妻舅趙繼元在兩江的胡作非為。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趙文楷,是嘉慶元年丙辰科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亦點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團茅草,如何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個謎。不過,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他的那枝筆,做京官決無出頭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為道員,在吏部走了門路,分發江南候補。那時的兩江總督是曾國藩,當洪楊初年時,怕功高震主,決定急流勇退,遣散湘軍,撫植李鴻章的淮軍來替代;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便派了他一個極重要極肥的差使:兩江軍需總局坐辦。趙繼元凡事自作聰明,恃有妹夫李鴻章作靠山,在曾國藩以后的曆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李宗羲、沈葆楨,都不大能指揮得動他;沈葆楨病歿,繼任的劉坤一,資格比較淺,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趙繼元對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從的盛宣懷等人,劉坤一亦耿耿于懷,久已想動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劉瑞芬及上海制造局總辦李興銳,“調看該局帳目,逐款嚴查。”

  劉瑞芬是安徽貴池人,出身是個秀才,同治元年從李鴻章援滬,主管軍械的釆購與轉運,以軍功保到道員,曾經督辦淞滬釐金,署理過兩淮鹽運使,是淮軍系統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劉瑞芬跟李鴻章的關系很密切,但奉命查辦此案,卻很認真,因為他為人比較正派,看不起盛宣懷那種奸詐取巧的小人行徑;加以劉坤一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將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確實,他會另外派人再查,“那時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別怪我。”

  其實盛宣懷搞的那套把戲,知道的人很多,劉瑞芬即令想為他掩飾也辦不到;及至調出帳目來一看,疑問到處都是。劉瑞芬為了慎重起見,特為找了几個內行朋友來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應春。

  “帳本說商股只有四萬多銀人,可是盛杏蓀當時具稟兩江,說‘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議,即于十九日付給定銀二十萬兩’,這二十萬兩銀子是哪里來的?”

  “根本沒有這回事。”古應春說,“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話。”

  光緒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懷當初跟沈葆楨說:“若逾十七之期,則受代人來,即無從更議。”即指新的年度開始而言。然則中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猶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無人辦事,外商銀行亦一律封關,所謂“定議”,所謂“付給定銀二十萬兩”,全屬子虛烏有。

  其次是各省所撥的官款,總計一百萬兩,照數轉付旗昌銀行,銀數固然分毫不短,但古應春深知內幕,指出這一筆百萬銀子中,盛宣懷等人中飽了四十四萬兩。

  “證據呢?”各省官款是實數,都由阜康匯來,招商局派人來提走了白花花的現銀,轉存外國銀行。可是,付給旗昌的,不是現款,是旗昌的股票。”古應春有《申報》為憑,載明當時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兩,實值五十六兩。

  這就是說,盛宣懷只須花五十六萬兩銀子買進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萬銀子的帳,豈非中飽了四十四萬兩。光是這兩點,舞弊的證據便很確實了。

  徹查的結果,掀開了整個內幕,盛宣懷與徐潤等人所玩的花樣是:

  第一,以定銀二萬五千兩,與旗昌訂定收買的草約。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購每一百已貶值至五十六兩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對抗洋商輪船公司,挽回利權的理由,捏詞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說動沈葆楨撥給官本。

  第四,捏稱已付定銀二十萬兩,造成既成事實,并以運道凍阻,無須咨商北洋為借口,迫使沈葆楨單獨負責。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委托英籍律師擔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萬兩匯到招商局后,盛宣懷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額十足抵換現銀。

  第七,應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墊付四十余萬兩,尚短六十九萬,由“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費盈余等陸續給付。事實上現銀與股票之間,仍有很大的一個差額,飽入私囊。

  所謂“官本緩息”是江南各省撥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萬兩,應付利息,暫時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暫付一半,所余一半改為股本。這樣陸陸續續,東挪西湊牽扯不清,根本是一槃糊塗帳。

  哪知劉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懷等人先發制人,列舉了十八條申辯的理由,具稟北洋,由李鴻章搶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見,發生排拒劉坤一的意見的作用。加以盛宣懷的大肆活動,劉坤一的復奏,果然“留中”了。

  李鴻章的復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劉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條”。他的筆下很來得,當下親自草擬奏稿,駁斥李鴻章。首先說明:李鴻章認為劉瑞芬等,查案不無錯誤,為盛宣懷極力剖辯,奏請免議;此則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能置議。不過,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的貪詐情形,頗為明確,“有不敢不再陳于聖主之前者。”

  首先要駁的是,李鴻章所陳,當初收買旗昌,請撥官本銀一百萬,并飭兩准鹽運使勸鹽商就“鹽引”派搭股份,預計可得銀八十萬兩,再通飭南洋各省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并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劉坤一先引沈葆楨當年所奏,“臣于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盡力攢湊,只能集成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盡力籌撥一百萬兩”的原文,向李鴻章提出質問:“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一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云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即系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搭股之項,則事既經官,沈葆楨何以不于折內明晰聲敘;又何以不札飭各司道查照辦理?”

  李鴻章又說,藩司、運使、關道并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即附本,僅集股銀四萬余兩”。雖有“官本緩息”等項,可以彌補此一百二十二萬兩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懷等不得不暫向錢莊借款來付旗昌,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負擔甚重的由來。

  對這一點,劉坤一分兩方面來駁,一是由沈葆楨方面來看,倘如盛宣懷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而要動用官方力量勸諭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輕擲百萬庫款”嗎?

  再是從盛宣懷方面來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說的方法來湊集,那末“鹽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關道勸諭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當具呈催問,而竟無一字之稟,甘願以重息在外稱貸,這是合理的嗎?

  由此分析,劉坤一作一論斷:“是盛宣懷先有湊集百二十二萬兩之言,故不敢復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為實,無俟他謀也。”又說:“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復籌商,至于數目,必須斟酌盡善,而后上聞,似不得執盛宣懷等飾詞而抹煞沈葆楨奏案,以劉瑞芬等為未查原卷也。沈葆楨于光緒三年陳奏餉事,論及提撥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難言之隱矣。”接下來又說:“臣之所以奏參盛宣懷者,原不獨此兩端,”而是因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當時已瀕臨倒閉邊緣,即欲收買,應照西洋“折舊”之例,為何照原價承受。劉坤一最有力的指責是:“盛宣懷等收買旗昌輪船,原謂去一勁敵,可以收回利權,乃局面愈寬,而虛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屆,竟虧至二十四萬六千有奇,國帑高資,勢將付之烏有。隨經候選道員葉廷春入局經理,是為第六屆,遂余銀至二十九萬有奇,短長并計,實多出銀五十三萬二千兩,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節省而來,則盛宣懷等之濫用濫支,一年之內數十萬兩,豈不駭人聽聞,即將盛宣懷查抄,于法亦不為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原來此騙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舊船、碼頭、倉庫的管理,亦須大筆費用,成了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盛宣懷、唐廷樞計議,不如找個人來接辦,以便脫身。多方物色,找到一個江蘇的候補道葉廷春,同意接手,其時為光緒四年夏天;依照西洋會計年度跨年的算法,稱之為“一屆”,這年是第六屆。

  葉廷春接辦后,實事求是,辦求節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萬兩;到第二年會計年度屆滿,實盈五十三萬余兩,即是劉坤一所說的“短長并計”。

  盛宣懷等人的原意是,金蟬脫殼,將葉廷春當作“替死鬼”,不過葉廷春居然能將這個爛攤子經理得有聲有色,貪念一動,便又設計排擠;葉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懷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奧援,說不定會惹禍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歸盛宣懷等人把持了。

  劉坤一此奏,事實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懷本萬無可免,哪知奏報到京,適逢慈安太后暴崩,這件案子便壓了下來,胡雪岩原以為慈安的“大事”一過,會有結果,盛宣懷等人撤職,招商局或者會派他接辦。可是他沒有想到,盛宣懷另外走了一條路子;同時李鴻章亦正有用他之處,兩人一湊,竟得化險為夷。

  盛宣懷新走的一條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長春宮的總管太監李蓮英。此人本學的皮毛行生意,京師稱之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蓮英的外號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時賭輸了為債主所逼,無可奈何,“淨身入宮”。作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許多同行、朋友,仍有往來,所以盛宣懷得以找到關系,大事結納。

  至于李鴻章有重用盛宣懷之處是,正在開辦電報。早在同治三年,俄國要求自恰克圖鋪設陸線,直達北京,朝廷斷然拒絕,俄國改變計划,釆取迂回的辦法,先將西伯利亞陸線延伸至海參崴,然后與丹麥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設單心水線三條,一條是海參崴至長崎,一條是長崎至吳淞口外的大戢山島,又一條是香港至大戢山島。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島已在中國領海之內,但朝廷認為無足輕重,置之不問。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進尺,由大戢山島沿長江伸一條水線進來,直通上海,在黃浦灘登陸,而且公然設局營業。這一來,俄國經海參崴、長崎而達上海;對于中國的政情、商務、瞬息之間便能傳到聖彼得堡。當然歐洲各國,也能經由聖彼得堡的轉運,獲得同樣的便利。

  這條名為北錢。大北公司另有一條南錢,由大戢山島經廈門鼓浪嶼而達香港,長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檳榔嶼以達歐洲。南北兩線的電報最初只用洋文,后來發明四個阿拉伯字編組的中文嗎,一共七千字,印刷成書,普遍發售,于是,不識洋文的中國人,也能分享電報的便利了。

  其次英國亦不甘讓大北公司獨擅利藪,同治九年由英國公使威妥瑪策動英商東方電報公司,自英國設海線經大西洋、紅海及印度洋而達印度;再另組大東電報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這條海線經新加坡、越南西貢等處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國申請自香港鋪錢經汕頭、廈門、福州、寧波至上海時,卻一直未獲成議。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黃埔設局營業,大東公司毫不客氣地自香港經福州,設海線至上海寶山,再轉接至英租界,開張營業。

  盛宣懷是早已看出電報這項萬里一瞬,恍同晤對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內地架設陸線,頗為不易,最大的障礙是,破壞了人家的風水,一定會發生沖突,即令勉強架設好了,亦會遭人拔杆剪線,所以對此事的進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這樣到了光緒五年,機會終于來了。當時因為伊犁交涉,中俄關系大為緊張,除西北以外,東北及朝鮮的情勢亦頗為不穩。李鴻章統籌軍務全局,看人家有電報之利,掌握軍情,占盡先機,未戰已先輸一着,因而接納盛宣懷的建議,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朮人員,架設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陸線,試辦軍報,效果良好。這一來,盛宣懷自然要進一步建議,創設由天津至上海的陸線電報。光緒六年七月,李鴻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于講求槍炮之外,水路則有快輪,陸路則有火輪車,飛行絕跡數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于是和則玉帛相親,戰則兵戎相見,海圍如戶庭焉。近來俄羅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以遲速懸殊,望塵莫及。”

  最明顯的實例是,曾紀澤從俄國打回來的電報,到上海只須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輪船傳遞,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陸路驛遞,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僅二千數百里,較之俄國至上海數萬里反遲十倍。”電報的靈捷,真令人夢想不到。

  至于軍務上的用途,李鴻章舉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軍報為例,說是“號如各營,頃刻響應”。這兩句話對醇親王來說,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鴻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納了盛宣懷的策划,決定建設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當然是委任盛宣懷負責籌備。

  其時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將發作,盛宣懷看得很清楚,籌辦內陸電報一事辦成功,可以將功折罪;但必須從速進行,而且要諸端并舉,頭緒搞得非常復雜,非由他一手經理,換‘個人就無從措手不可,因為那一來即令有了處分,亦不能馬上執行。只要一拖下來,等大功告成,李鴻章奏請獎敘,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處分。

  因此,盛宣懷首先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奉到總辦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請丹麥教習,在天津開辦電報學堂;同時向外洋釆買機器,三天一個稟帖;五天一個條陳,把場面搞得非常熱鬧,至于最要緊的勘察線路,卻不妨慢慢進行,他知道這件事很麻煩,不願一上來便遭遇一片反對的聲浪,且等機器買到了,人也訓練好了,諸事就緒,就差架線,那時用一道上諭,責成沿路各省督撫實力奉行,自然暢能無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總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為盛宣懷這一關就算能過得去,“電報總局總辦”這個差使,一定不保。哪知這一回的預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儀那里來的消息,劉坤一的奏折,讓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駐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內奏事處,用黃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長春宮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軟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記號,內奏事處的太監看掐痕用朱筆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該部知道”、“交議”,以及請安折子上批一個“安”字之類。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議”亦就是交軍機,名為處議奏;在第二天一清早發交值班的軍機章京,名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軍機處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無從催問,當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問;盛宣懷在軍機都打點到了,所以絕無人談論劉坤一有這么一個復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說是李蓮英的功勞;但據徐用儀說,卻得力于醇王的庇護;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還是盛宣懷那三寸不爛之舌厲害。

  由于李蓮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門內太平湖的府邸接見盛宣懷,原來從光緒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親貴及朝中重臣,都認為他不宜過問政務,投閑置散,只管着神機營,六七年下來,不免靜極思動;如今慈安太后駕崩,慈禧太后大權獨攬,而恭王當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樣,看樣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會遠。一旦接了軍機處,必定同時也接總理衙門,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是洋務,聽說盛宣懷在這方面是個難得的人才;又聽說電報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卻還茫然不解,因而聽得李鴻章談起盛宣懷的能干,以及籌辦電報總局如何盡心盡力,當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來談一談。”

  盛宣懷以前雖沒有見過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個門客“張師爺”,卻早為盛宣懷所結納,逢年過節,必有禮物;不一定貴重,但樣數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顯得情意殷勤,張師爺對盛宣懷頗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見醇王以前,特別關照兩點: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認為中國要跟西洋學,醇王不以為中國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雖然好武,但自己覺得書也讀得很好,詩文都不差,所以說話時要當心,千萬不能讓他覺得人家以為他但明武略,并無文釆。

  盛宣懷心領神會,想起素有往來的工部尚書翁同齸,身為帝師,與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詩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詩稿來,念熟了好几首,以備“不時之需”。

  在府中撫松草堂大禮謁見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話;略略報了履曆,靜聽醇王發問。

  “那電報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爺的話,電報本身并沒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聽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話,不免另眼相看,便即問說:“你也讀過兵書?”

  “在王爺面前,怎么敢說讀過兵書?不過英法內犯,文宗顯皇帝西狩,憂國憂民,竟致于駕崩。那時如果不是王爺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設想了。”盛宣懷略停一下又說:“那時有血氣的人,誰不想湔雪國恥;宣懷也就是在那時候,自不量力,看過一兩部兵書。”

  所謂“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變”時,醇王受密命在熱河回鑾途中,夜擒肅順;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聽盛宣懷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懷在想,當年英法內犯時,如果也象去年那樣,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設了電線,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問:“你倒說說其中的道理。”“有了電報,就是敵暗我明了。兵貴神速;制勝的要訣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洋人剛剛上岸,兩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闖。可是他的耳目不靈,就可以智取;譬如他們有多少人?槍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進攻?我們打聽好了,發電報過來,就可以在險要之處,部署埋伏,殺他個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斷握拳,仿佛不勝扼腕似的。“僧忠親王的神武,天上聞名,八里橋那一仗,非戰之罪;當時如果有電報,洋人決不能僥幸。”

  “我想想。”醇王閉上眼,過了好一會才睜開來,“照你的說法,洋人的兵輪來了,如果炮台擋不住,一上了岸,行蹤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簡直是寸步難行了?”

  “是!王爺真是明見萬里。有了電報,不但洋人內犯,寸步難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擋得住。譬如說,登州到大沽口,沿線如果有電報,就可以把洋人兵輪的方向、大小,還有天氣好壞,逐段報了過來,以逸待勞,有備無患,哪里會有擋不住的道理?”

  “嗯,嗯。這道理也通。”醇王問道:“電報還有什么用處?”“用處要自己想,中國人的腦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處比洋人多,不過利用電報也可以做壞事,所以請王爺千萬記住,將來管電報的人,一定要是王爺信得過的親信。”

  “喔,”醇王問道:“怎么能用電報做壞事?。“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懷說,“打仗的時候,謊報軍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說得不錯,這一層倒真要當心。”醇王又問:“用電報還能做什么壞事?”

  “有。”盛宣懷想了一下,“我說個笑話給王爺聽。”

  在他人看是笑話,身曆其境的人卻是欲哭無淚——數年前有個姓候補道,被派到外國去當參贊,無意間得罪了同僚;一個姓呂的庶務,在使館經手釆買,營私舞弊,為胡參贊在不經意中所揭發,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為理由,奏請調遣回國,仍回原省候補。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呂庶務方知其事,私下打聽,才知道是吃了胡參贊的虧,自然恨之入骨。

  這姓呂的城府極深,表面聲色不動,對胡參贊的態度,一如平時,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國,是由于胡參贊多嘴的緣故,臨行之時,問胡參贊是否要帶家信?萬里重洋,難得有便人回國,使館同事都托他帶家信、帶物品;胡參贊如果獨成例外,顯得彼此倒象有什么芥蒂似的,所以也寫了家信,另外還買了兩個表,托他順便帶回國去轉寄。

  姓呂的是捐班知縣,原在江蘇候補;胡參贊家住吳江,密邇蘇州,因此,信上雖寫了吳江的地址,并且關照只順托民信局轉遞即可,而姓呂的情意殷勤,特為跑了一趟吳江,拜見胡參贊的封翁,大談異國風光。胡封翁心系遠人,得到這些親切珍貴的信息,自然很高興,也很感激,寫給胡參贊的家信中,對這位“呂公”盛贊不已。姓呂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動得很勤。胡參贊也常跟姓呂的通信,竟結成了至好。

  此人之謀報復,是一開頭就打定了主意的,但釆取什么手段,卻順看情況,視機會而定。不過他也深知情況愈了解,機會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認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會有機會。果然,機會來了。

  這機會其實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況,胡封翁在家具有絕對的權威地位,全家亦無不重視“老太爺”的一言一動,有一次胡封翁“發痧”,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已鬧得天翻地覆。姓呂的看在眼里,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几經考慮,定下了一計,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兩年前的夏天,天時不正,疫癘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几個人,胡封翁并未感染時疫,只是年紀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個,內心不免抑郁,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呂的便寫了一封極懇切的信給胡參贊,細述胡封翁的頹唐老境,卻又勸慰胡參贊,“為國宣勞,自有天助”;全家孝順,對老人照顧得極周到,何況還有朋友在,緩急之濟,必當全力相助;胡參贊大可放心。

  估量這封信已寄到了胡參贊手里,同時判斷胡參贊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話絕無矛盾時,他發了一個電報,只有八個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參贊自然深信不疑,所謂“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來奔喪。胡參贊便向公使陳明;公使電奏:參贊丁憂,請予開缺;并聲明派何人代理參贊的職務。哪知電奏到達上海之日,姓呂的又發了一個電報,更正前電。

  可是已經奏了丁憂開缺,卻無法更正。胡參贊吃了一個啞巴虧,只有請公使備文呈報總理衙門,轉咨吏部備案,否則將來到了胡封翁壽終正寢時,胡參贊連發喪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絕后的笑話。

  醇王由于這個笑話的啟發,想到了許多事該敬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電報亦是如此,非得托付給很妥當的人不可;否則機密容易外泄。”他說:“疆臣窺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況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彌縫,那一來朝廷的號令不行,國將不國,太可怕了。”

  聽得這話,盛宣懷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時覺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懼,只讓他想到電報的好處的必要。

  于是他略想一想答說:“王爺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們知識淺薄的人所能及。不過由王爺的開示,宣懷倒想起西洋的一個法子,不知道有用沒有用?”

  “什么法子?”

  “就是密碼。”盛宣懷答說:“現在漢字的電報,每個字四碼,有現成的書,照碼澤字,那是明碼,如果事先約定,碼子怎么拿它變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碼,或者減多少碼,只有彼此知道,機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來還有這個法子,醇王問道:“這個加碼、減碼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了?”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謂“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張厚紙。使用的方法是,通信雙方預先約定,用多大的紙、每頁几行、每行几字;其次是看用那種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處?然后就要花心思了,猶如科場考試的“關節”那樣,把要說的一兩句話,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廢話之中。收信的人,將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來的字,連綴成文,就是對方要說的話。“套格”確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來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里有墨水,嵌字貴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絕不知其中的奧妙;第二,是不能暢所欲言,數百言的一封長函中,也許只說得五六句話。

  “比較起來,加碼、減嗎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懷又說“還有一層,套格一定要預先做知好,送交對方;加碼減碼,只要先有一句話的約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碼本,當然頭兩個字要用明碼,不然對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個密碼本了。”

  “這話我不大懂。”盛宣懷字杏蓀,醇王很客氣地稱他“杏翁,請你說清楚一點兒。”

  “是,譬如說吧,王爺交代我‘天地玄黃’四個密碼本——實際上是交代一句話,‘天’字減一百二;‘地’字減三百三;到得王爺給我密碼時,頭兩個明碼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數碼都要減三百三十,原碼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實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這個碼字的字,才是王爺要用的字。”“那么,旁人只要知道了加減多少,密碼不就不密了嗎?”“是,是!王爺一語破的。”盛宣懷答說:“所以最保密的辦法,就是自己編一本密碼本;不按部首,隨意亂編。這個密碼本一樣也可以加減數碼,密上加密,就更保險了。

  接着盛宣懷又講了許多使用電報的方法與訣竅,譬如象“洪狀元”——洪鈞發明的韻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兩個字來表明月日,如“寅東”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東為“一東”;當然也可以再加上時辰,“寅東寅”為正月初一寅時,第二個寅字與第一個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會弄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醇王完全為電報着迷了,“杏翁,”他說:“你能不能把電報怎么發、怎么收,演練給我看看?”

  王爺怎么說‘能不能’”王爺吩咐,宣懷自然遵辦,不過先得預備預備。”

  “要預備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樣,盛宣懷計算了一下,允以五日為期。辭出王府,立即遣派專人到天津,調了兩名電報學堂的教習,帶同得力學生及工匠,運用收發報機、發電機之類,在醇王府中,臨時架線,布置妥當,恰好是第五天自設的限期。

  醇王府的范圍很廣,花園題名“適園“,正廳名為“頤壽堂”,是恭王所題;內懸同治皇帝御筆“宣德七德”的匾額。這是極嚴肅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設電杆;所以在頤壽堂后拉線,一端通往堂東的風月雙清樓,一端通往撫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風月雙清樓寫了一通很長的電碼交發;盛宣懷親自在撫松草堂照料,收到電碼,交由兩名學生分譯。

  這兩個學生程度很不壞,電碼更是熟得不須翻書,便能識字,一個念、一個寫;盛宣懷站在他們身后細看,只見寫的是:“京華盛冠蓋,車馬紛長衢,十日黃塵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見林壑疏,朱邸開名園,別在城西隅,東風二三月,雜花千萬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窺文魚,追陪竟日夕暫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國春日游適園詩也。即錄送風月雙清樓。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國”指李鴻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別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這句詩竟不成話說了。盛宣懷便指着字面問:“這是不是錯了?”

  “不錯。”

  “可是意思不通。”

  筆錄的那學生想了一下,將“女足女足”四字塗去,另寫了“S*S*”二字,盛宣懷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電報新書”中,并無“S*”字;所以醇王用測字法,寫成“女足”。

  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個小小變通辦法。醇王對于自己初次使用電報,遇到難題,而能應變,且為人所接受,證明他的變通辦法是行得通的這一點,非常得意。同時電報在他的感覺中,不僅是可靠的,也是可親的了。

  這使他記起許多往事,有些得自傳聞,有些則是親身的經曆。清宮中對秘密通訊的方法,一向重視,尤其是在得失榮辱,甚至生死存亡,決于俄頃的緊要關頭,能夠運用獨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記憶中,早年聽說過康熙末年奪嫡的許多故事,有的使用“礬書”;有的用羅馬字代替滿州話的“字頭”來拼音,“九阿哥”胤的門客中,有一個是“東正教”的教士,因而發明了用俄文拼音來表達滿州話,傳遞反抗雍正的信息,雖為雍正截獲了,卻不知說些什么?因而胤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終是個謎。

  醇王親身所經曆的是“辛酉政變”。那時肅順等人將兩宮太后與諸王隔離開來,尤其是對恭王,監視更嚴;以致于不得已用太監安德海使一條苦肉計,偽裝他犯了嚴重的過失,痛責一頓板子,打發回京,實際上是攜帶兩宮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當時有電報,能用密碼通信,調遣神機營到熱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里帶人到旅舍,將肅順從他的姨太太身邊拉起來那種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這樣,由于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進言,說盛宣懷目前總辦電報局的差使,極其要緊,且亦無人替代,不宜對他有所處分。而況就算他有過失,能將電報辦好了。亦足以將功折罪。同時李蓮英亦一再說盛宣懷如何有良心,一定會感恩圖報;如何能干,可資以為耳目,終于使得慈禧太后決定將劉坤一的奏折“留中不發”,只是由總理衙門給了北洋一道咨文,飭令盛宣懷不得干預招商局局務。

  獲知了這些內幕,胡雪岩在內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瀾。數年以來,他雖看出盛宣懷機詐百出,不是個好惹的人,但總覺得此人還不成氣候,無需過慮,而此刻他覺得遇到了一個勁敵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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