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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胡雪岩》·蕭瑟洋場[繁]
第三章

第四章

  這本來是件好事,但袁世凱卻懷着鬼胎,但亦無法,只好等紕漏出來以后再來想辦法——終于有一天,為吳長慶辦文案的幕僚。而且也教袁世凱讀過書的周家祿,將他找了去有話問。

  “慰亭,”他問:“你是中書科中書?”

  “怎么樣?”袁世凱不置可否,先打聽出了什么事。“你看!”

  是北洋來的公事,說慶軍保獎一案,中書科中書袁世凱,保升同知,業已奉旨允准。惟本部遍查檔冊,中書科中書并無袁世凱其人;請飭該員申復云云。

  袁世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平地起樓台,搞了個五品同知,這個職務是武職,故別稱“司馬”;但官卻是文官,前程無量,比二、三品的副將、參將還值錢;憂的是資曆上的中書科中書原是假冒的,這個底缺如果不存在,升同知的美夢也就落空了。

  心里七上八下,表面卻很沉着,“周先生,”他笑嘻嘻地說:“你倒猜上一猜。”

  “用不着猜,你當初拿來的那張捐官的‘部照’,姓不錯,是袁,名字不是,當然是借來的。”

  “是,是,周先生明見萬里,這件事,”他打了個千說:“請周先生成全。”

  “成全不用說,據實呈復,連慶公都要擔個失察的處分。”周家祿緊接着說:“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個容易,一個麻煩,要你自己挑。”

  “那請周先生指教,是怎么樣的兩個辦法。”

  “先說容易的,你改用部照上的名字。”周家祿說:“這個辦法,不但容易,而且方便。你方便,只要一角公文,袁世凱為袁某某的改名。恢復原名即可。”

  袁世凱不願用這個容易方便的法子,因為他在韓國已是知名人物;尤其有關系的是,朝中自慈禧太后、恭王到總理衙門章京,都知道有個在朝鮮立了功的袁世凱,一改名字,區區同知,有誰知道。

  不過他拒絕的理由,卻不是這么說,“周先生,實不相瞞,”他說,“原來的部照,是我一個堂侄子的,此人業已去世,恢復原名,有許多意外的糾葛。請說難的那個辦法吧!”“難的那個辦法,就是你自己托人到吏部去活動。吏部那些書辦,花樣之多,意想不到,他們一定有辦法,不過‘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你這件事,只怕非千金莫辦。”“是、是。我照周先生的意思去辦。”

  “好!我暫且把公事壓下來,等你到吏部活動,看結果如何,再作道理。”

  “是。多謝、多謝。”

  “慰亭!”周家祿笑道:“我有一首打油送你。”

  說完,拈起筆來,就桌上起公文的稿紙,一揮而就;袁世凱接過來念道:“本是中州歪秀才,中書借得不須猜。一時大展經綸手,殺得人頭七個來。”

  等他念完,周家祿哈哈大笑,袁世凱也只好陪着干笑几聲,以示灑脫。

  回到自己營帳,袁世凱自然而然想起了一個人,此人名叫徐世昌,是個舉人,辦事很扎實,托他去活動,萬無一失。只是照周家祿說,花費須一千兩銀子,款從何出,卻費思量。想來想去,只好去找張謇。他兼管着支應所,糧餉出入,大權在握,只要他點頭,一千兩銀子就有着落了。見面招呼,一聲“張先生!”張謇便是一楞,原來他稱周家祿是“周先生”,叫張謇一向只“老師”二字,如今不但改了“先生”,而且還加了姓,此又何故?

  一時不便責問,只冷冷地答一聲:“有何見教?”

  袁世凱也發覺自己錯了,但亦不願再改口,只婉轉地說明了自己的困難,請張謇“成全”。

  “成全不敢當,不過既然是朋友,理當相助。支應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給你;如今只有一個辦法,你的公費每月二百兩,你寫五張‘領結’來,我把你的五個月公費先發給你。”

  “好!請問領結如何寫法?”

  本來“印結”之結,當作承認事情已經結束來解釋,辭句上不大好聽,沒有人去理會,只是袁世凱心里有病,將張謇所開的印結式樣,拿回去一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領到某月份公費二百兩,當面點清,成色分兩,均未短缺;嗣后倘有短缺,決不致提出任何補償的要求。倒象防他會耍賴似的,心里已經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當作作官秘訣來用的“六部成語”,其中“吏部”有一條常用的成語,叫做“甘結”,注解是:“凡官府斷案既定,或將財物令事主領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據,上畫花押,謂這甘結”。頓時大為光火;原來所謂印結是這么一種做低服小的表示,不過畫花押改為鈐印而已,他覺得支應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這回的保案中,張謇不過是以縣丞保用為七品的知縣;自己是同知,所謂“五品黃堂”,憑什么要向支應所具印結?

  當時大發了一頓牢騷,但不具印結,領不到銀子,只好忍氣吞聲照辦。可是張謇雖然聽說他背后大罵“何物支應所”,覺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臉嘴,令人齒冷;但還是很幫他的忙。

  “慰亭,”他問,“你這銀子是要在京里用?”“是的。”

  “那么你要寄給誰呢?”

  “我的一個總角之交。”袁世凱答說:“姓徐,大概已經是新科舉人了。”

  張謇懂他的意思,他這姓徐的朋友應北闈鄉試,如今已經發榜,可能榜上有名,不過遠在異國,未得京師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張謇說道:“我當然不能發你現銀,用銀票呢,又怕寄遞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煩。我有一個辦法,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

  “喔,請張先生說。”

  又是“張先生”!聽慣了他口口聲聲叫“老師”,現在第二回聽見這個稱呼,實在有些刺耳。不過張謇還是很耐心地說:“本軍的餉銀,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發的;我現在給你一張領據,你寄給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領,豈不方便。”

  “好,好!費心張先生了。”

  “你貴友的大名是哪兩個字?”張謇又說:“領據上指明由某人去領,比較保險。”

  袁世凱覺得這話也不錯,點點頭說:“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這也要寫在領據上?”

  “不是這意思。我要寫明他的身份,赴北闈當然不是監生,就是生員,生員就要寫明哪一縣的生員,所以我問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員。”袁世凱說:“他原來浙江寧波人,乾隆年間遷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陽知縣,歿在任上,葬在河南汲縣,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隸人,或者河南人。”

  “這樣說,他還是天津的生員,如果是汲縣進的學,就得在河南鄉試。”

  張謇開了領據,指明由“原天津生員徐世昌“具領”。等這張鄰據寄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經是新科舉人了。徐世昌是與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場的。三場考畢,在等候發榜的那一個月之中,功名心熱,得失這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常常往來的一個好朋友,便勸他去求一支簽。

  他這個朋友叫柯紹半,字鳳笙,山東膠州人。告訴徐世昌說:“琉璃廠的呂祖祠,那里的簽,最靈驗不過,有求必應;有應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樂從,到了琉璃廠呂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廟還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當下虜誠禱祝,抽了一支簽出來,上面寫的一首詩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頻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樓透,便是丹成鶴到時。”“這好象工夫還不到。”徐世昌說:“今科恐怕無望。”“不然。”柯紹半說:“照我看,這是指春闈而言,第二句‘頻添火候莫差池’,是說你秋闈得意以后,要加緊用功,多寫寫‘大卷子’,明年會試中式,殿試得鼎甲,那豈非‘十二重樓誘’出?”

  徐世昌聽這一解,大為高興。再看詩后的“斷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門庭”,益發滿心歡悅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報來了,不過徐世昌卻格外難堪,原來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舉人。

  當下開發了喜封,在會館中亂過一陣,等靜下來不由得悽然下淚。

  “大哥,我看你的闈墨比我強。”徐世光安慰他說:“一定是五經魁,報來還早呢!”

  原來鄉試發榜,彌封卷子拆一名,寫一名,從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寫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寫榜從第六名開始,前五名稱為,“五經魁”,留到最后揭曉,那時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經魁的卷子時,闈中仆役雜工,人手一支紅蠟燭,光耀如白晝,稱為“鬧榜”。其時黃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說是“報來還早呢”。

  “報!”外面又熱鬧了,徐世昌側耳靜聽,報的是:“貴府徐大少爺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順天鄉試第一百四十五名舉人。”

  這是真的嗎?當然是真的,泥金報條上所寫的,還怕會眼花看錯,報子“連三元”來討賞,賞了二十兩還不肯,說是:“大少爺、二少爺,雙喜臨門,起碼得賞個一百兩銀子。”這總不是假的吧!

  爭多論少,終于以四十兩銀子打發了“連三元”。不過這是“頭報”,接下來還有“二報”、“三報”,少不得還要破費几兩銀子。這一夜會館中很熱鬧,徐氏兄弟棠棣聯輝,他們所住的那個院子,更是賀客接踵不斷,直到午夜過后,才得清靜下來,雖然人已經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奮,一點睡意都沒有。

  “二弟,好靈啊!”徐世昌突然跳起來,大聲嚷着,倒把徐世光嚇一大跳。

  “大哥,什么東西好靈?”

  “,二弟,你不能用‘東西’這種字眼,我是說呂祖的簽好靈。你看。”徐世昌指着簽詞:“‘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嗎?”

  “呃!”徐世光也覺得有點道理,“真的,呂祖已經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過,二弟,你也別太得意。你將來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長的身份,用這樣的口吻說話,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說:“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將來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剛剛是在談呂祖的簽,大哥一定在簽上有所領悟,而沒有說出一個究竟來,我就不便置喙了。”

  “當然!當然是簽上透露的玄機,你看:‘昌大其門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榮宗耀祖嗎?”

  “徐世光無話可答,只有連聲應說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們徐家的門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肅穆地說:“明天到呂祖祠去磕個頭,一則謝謝他老人家的指點;再則今后的行止,也要請他老人家指點。”

  徐世光聽兄長的話,第二天又一起到呂祖祠祝告求簽。這回是各求一支,叩問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簽,意思不是如回家讀書,明年春天會試再來;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門何所圖,勝如家里坐,雖無上天梯,一步高一步。”“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說:“簽上說得很明白,出門勝似在家。我在京用功為妙。”

  徐世光自是聽他作主,一個人先回家鄉;徐世昌卻尋得一個館地,是兵部尚書張之萬家,他們是世交,張之萬將他請了去陪他的兒子張瑞蔭一起讀書,附帶辦辦筆墨,住在張家后院。

  后院很寬敞,徐世昌布置了臥室、書房以外,還有余屋,打算着設一個神龕,供奉呂祖;主意將定未定之際,夜得一夢,夢見呂祖,告訴他說:“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須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時,自會降臨,把你這里作為一個避囂的靜室,不宜有人打攪。”

  平時做夢,剛醒來時還記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這個夢,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時,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徐世昌認為呂祖托夢,非同小可,不過一定得遵照神靈指示辦事,所以一切親自動手,找一間最隱密的房間,悄悄置了一座神龕;白天門戶緊閉,晚上直到院門關緊閂住,方開密室,在神前燒香膜拜,同時置了一副“呂祖神簽”,以便疑難不決時,得以請呂祖指點。

  這天接到袁世凱的來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簽,問一問這件事能不能辦?簽上指示,不但可辦,而且要速辦;遲則不及。當下便向張瑞蔭打聽,吏部有沒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個朋友袁慰亭,有點麻煩。”徐世昌細說了緣由。“這是吏部文選句該管。”張瑞蔭說:“這種事找司官,不如找書辦。”

  “正是,袁慰亭信中關照,也是要找書辦;我問有沒有熟人,就是說吏部書辦之中有沒有夠交情的?”

  “我們這種人家,怎么會跟胥吏有交情?”張瑞蔭說:“等我來問問門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臉一紅說:“是,是,我說錯了。就拜托你找老牛問一問吧?”

  將老牛找了來一問,他說:“我們熟識一個姓何的,在吏部文選人司很吃得開。不過不知道在在京?”

  “怎么?吏部的書辦不在京里會在什么地方呢?”“老何原籍山西蒲州,前一陣子我聽說他要請假回老家去上墳,不知道走了沒有?”

  “你趕快去一趟。”張瑞蔭說:“看看何書辦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說,有這么一件事。”

  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訴了老牛,請老牛去談。這是有回扣的事,老牛很巴結地,當時便去找何書辦接頭。到晚來回話,“好險!”老牛說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車了,明兒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談了?”

  “是的。”

  “有辦法沒有?”

  “他們怎么會沒辦法?”老牛笑道:“就怕‘槃子’談不攏。”“他開的‘槃口’是多少?”張瑞蔭問。

  “何書辦說,這件事一進一出,關系極大,如果袁老爺的中書還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談,還要追究他何以資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問:“是哪一部的事呢?”“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驚,“還要治罪啊!”“人家是這么說,咱們也不能全聽他的。不過,袁老爺正好有這個短處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聽他獅子大開口了。”“要多少?”

  “兩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難色,將袁世凱的信,遞給了張瑞蔭看。

  看完信,張瑞蔭問道:“老牛,他跟你說了沒有,是怎么個辦法?”

  “大少爺,你倒想,他肯跟我說嗎?我倒是盯着問了好半天,他只跟我說了一句話:‘事不難辦,不過就告訴了你,你也辦不到。”

  “好吧,跟他講槃子吧,最多給他一個半數。”張瑞蔭又說:“徐老爺的朋友,不是外人。”

  這時是暗示老牛別從中亂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爺交代,我盡力去辦就是。”老牛又說:“我得連夜跟何書辦去談,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連夜折沖,以一千二百兩銀子成交;先交一半,等辦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將一千兩銀子領了出來,存在阜康福錢莊,先打了一張六百兩的票子,交給張瑞蔭。

  張瑞蔭辦事也很周到,將老牛喚了來說道:“你最好把何書辦約出來,大家當面鑼、對面鼓說明白。怕的萬一出了什么差錯,徐老爺對袁老爺也有個交代。”

  “是。”

  老牛便去約好何書辦,在一家飯館見面。部中胥吏的身份甚低,盡管衣着比紈绔子弟還講究,但見了張瑞蔭稱“大少爺”,對徐世昌叫“徐老爺”,站着說話,執禮甚恭。

  等把銀票遞了過去,何書辦接到手中,擺在桌上,然后請個安說:“跟大少爺、徐老爺回,事情呢?一舉手之勞,不過要經十三道關口,一關過不去就不成。銀票我暫時收着,也不會去兌,等事情辦妥了再說。”

  “是的,你多費心。”張瑞蔭問:“徐老爺應該怎么回復袁老爺?”

  “請徐老爺告訴袁老爺,說當初捐中書的名字不假,只為將門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凱’。只要北洋這么咨復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爺的同知就升定了。”

  這個訣竅說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關節,一改名字就可能會把整個前程斷送掉,因為要刁難的話,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折磨個一年半載,及至一關通過,又有另一關,非把錢花夠了數,不能領一張俗稱為“部照’的任官“文憑”,而在更名未確定以前,不能分發,不能赴任,只有閑等,先就是一大損失。所以考試發榜,吏部銓選,如果姓名弄錯,往往情甘委屈,將錯就錯,象袁世凱這樣順利的假“更名”,實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時局勢又已有變化,李鴻章的回任已經定局了——從張樹聲父子無意間得罪了張佩綸以后,李鴻章發覺張樹聲對北洋有“久假不歸”之勢,便利用時機,極力拉攏張佩綸,走李鴻藻的路子,搞出來一個與張樹聲各回本任的結果,但李鴻章母喪尚不滿一年,而朝鮮的內亂已經平定,不必再動用武力,就沒有“墨從軍”而且“奪情”的理由,好在洋務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鴻章與各國公使折沖的借口,將李鴻章留了下來,等待適當的時機再頒回任之諭。

  當李鴻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時,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對左宗棠打算驅逐李鴻章勢力出兩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時,對洋務、軍務的見解,大相徑庭,象中國與法國在越南的糾紛,李鴻章認為“彼欲難饜,我餉難支”,應該和平了結,決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張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軍’劉永福,不但以軍火接濟云貴總督岑毓英轉以援劉,而且正式致書總理衙門,認為“主戰主和,不難一言而決”,目前的情勢,“不但泰西諸邦多以法為不然;逆料其與中國不協,必致事無結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國亦何嘗不顧慮,真要與中國開戰,危險甚大,不過勢成騎虎,不能不虛張聲勢,如果中國動搖,適中其計。他說他“默察時局,惟主戰于正義有合,而于時勢攸宜,即中外人情亦無不順”

  就因為他一直有這種論調,所以朝廷特派李鴻章前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這是一個名義,實際上李鴻章并不必赴廣東,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國公使寶海和談。但如左宗棠不斷鼓吹武力干預,到最后恐終不免要到廣東去指揮對法戰事,那一來只怕非身敗名裂不可。

  當然,總署亦很持重,不會輕信左宗棠的“正義”說,只是李鴻章跟寶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難。

  對法如此,對英亦常使李鴻章傷腦筋。英商的海洋電報線希望由吳淞接一條旱線到上海,左宗棠堅持不許;英商希望減輕繭捐,左宗棠亦表反對。而最使李鴻章為難的是,左宗棠倡議洋藥土煙加釐一事。

  “洋藥土煙”皆指鴉片,“加釐”便是加“通行稅”。左宗棠認為鴉片流毒無窮,主張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會同李鴻章與英國公使威妥瑪交涉。

  威妥瑪提出洋藥進口增加稅,行銷內地在各關卡所征釐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進口稅,中國要一百五十兩;英國只願繳八十兩。相差太巨,一直沒有成議。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鴻章接辦,而威妥瑪奉調回國,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國的條件談成功,增添他回國以后的面子,李鴻章有心幫忙,卻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協,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對,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業上最大的沖突是,李鴻章原主“海防”,而張佩綸有個專設“水師衙門”創辦新式海軍之議,大為李鴻章所欣賞。但左宗棠一到兩江,巡閱過海口及長江以后,改變了他原來“陸防”的主張,特意將水師出身的彭玉麟請了來,商量造新式兵艦,而且已經開始在辦了。左宗棠首創福建船政,對此道不能說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創辦新式海軍,左宗棠決不容北洋單獨掌權。“海防”、“陸防”之爭,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論,便無他慮;如今左宗棠亦主張海防,那就變成彼此競爭着辦一件事,權不能獨專、事不能由心,是李鴻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無論看眼前,算將來,李鴻章認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釘。

  這得從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鴻章手下的謀士,都有這樣一種見解;且認為第一個目標,應該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與盛宣懷等人,密密商定了一個打擊胡雪岩的辦法,在洋債還款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時胡雪岩經手、尚未清結的借款,還有兩筆,一筆是光緒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華洋各計,總計六百五十萬兩;洋款不借借商款,其中別有衷曲,原來光緒三年,由胡雪岩經手,向匯丰銀行借款五百萬兩,借還均用實銀,條件是月息一分二釐五,期限七年,連本帶利分十四期拔還。

  每期六個月,仍由浙、粵、江海、江漢四關出票,按期償還。此外有個附帶條件,即商定此項條件后,如果借方作罷,三個月內關票不到,則胡雪岩罰銀十五萬兩;匯丰如果三個月內不交銀,罰款相間。

  這筆借款由于兩江總督沈葆楨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其時西征軍事頗為順手,劉錦棠率軍自烏魯木齊南進,并分兵與陝西提督張曜會功吐魯番,一舉克復,回亂首腦之一的白彥虎倉皇西遁;劉錦棠亦推進至吐魯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遜,回眾投降者兩萬余人。但回部首腦經和碩、焉耆,出鐵門關在庫爾勒地方,跟俄國軍方搭上了線,而西征軍卻因糧餉困難,無法西進,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談成功了這筆洋債,至少望梅止渴,軍心先是一振;同時在上海、湖北、陝西的三處糧台,借商款應急,亦比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辦手續時,起了波折,原來英商匯丰銀行貸款,照例要由總理衙門出面,致英國公使一個照會,敘明借款條件等等,由英國公使再轉行總稅務司及駐上海領事,轉知匯丰銀行照辦。

  這一來,如果貸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國向中國交涉;這通照會實際上是中國政府所出的保證書,所以由匯丰銀行擬好稿子,交給胡雪岩,再經左宗棠咨請總理衙門辦理,而匯丰的稿子中,說明“息銀不得過一分”,然則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說是月息一分二釐五?為此,其中處于關鍵地位的總稅務司赫德,表示這筆借款不能成立。

  這當然要查。左宗棠根據胡雪岩的答復回奏,說匯丰的息銀,只有一分,誠然不錯,但付款辦法是以先令計算,折付銀圓;這種銀圓,一向在東南各省通用,稱之為“爛番銀”,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舊須借以兩為單位的現銀。

  但先令的市價,根據倫惇掛牌,早晚不同;到時候如果匯價上漲,胡雪岩便要吃賠帳,所以接洽德商泰來洋行,“包認先令”,這要承擔相當風險,泰來洋行得息二釐五,并不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屬一貫”,只是前次“未經聲敘明析”,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實無別故”。很顯然的,這是左宗棠硬頂下來的,朝廷不能不買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卻覺得很不是味道,從此對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個折扣,可是卻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當然亦想力蓋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辦法,這年——光緒三年年底,左宗棠寫給胡雪岩的復信說:“今歲餉事,拮據殊常,非樞邸嚴催協餉,籌部款,大局已不可問。洋款枝節橫生,非閣下苦心孤詣,竭力維持,無從說起。“現在年關滿餉,仍待洋款頭批速到,始夠支銷,除清還鄂欠外,尚須勻撥陝賑及甘屬災黎,所余洋款,除清還滬局借款外,核計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為計?尊意以為兵事可慰,餉事則殊可憂,不得不先一年預為之地,洵切實確鑿之論,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閣下已代為計之,非設身處地,通槃熟籌,不能道其只字,萬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來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過了,年底本應發餉;陝甘兩省旱災要賑濟,再還了湖北、上海兩處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間,便又是青黃不接的時期了。借款籌餉要早一年便須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借洋款是國家的責任,雖說由各省協餉,但災荒連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協餉,無法歸還欠款,仍須政府設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而且左宗棠因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氣,自己亦不大願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說過,“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還罷了。洋人賺了我們重利,還要多方挑剔,實在不甘。”同時又一再表示,“何必海關及各省出票?倒象是各省替陝甘來還債;其實還的還是陝甘應得的協餉。我主持西征,籌餉我有全權;協餉不到,先借款子來接濟,這就是所謂調度。商人如果相信陝甘相信我,由陝甘出票就可以了,何必勞動總署?”

  因此他設計了一套借商款的辦法,往返磋商定議,由胡雪岩邀集商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另由匯丰“認股”一百七十五萬兩,合并三百五十萬,組識一個乾泰公司負責借出。照左宗棠的計算,在七年之中,陝甘可得協餉一千八百十萬以上,除還洋款以外,至少尚有千萬之多,所以借几百萬商款,一定能夠清償;但協餉收到的日期不一,多寡不定,所以提出來一個“機圓法話”的要求,第一,不出關票;第二,不定年限,可以早還,亦可以遲還;第三,有錢還錢、無錢暫欠,利息照算,不必定為几個月一期。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胡雪岩只能替他辦到不出關票,此外年限定為六年,期次仍是半年一期,利息是一分二。

  當然借商款亦須奏准;左宗棠于光緒四年八月十六日出奏,一個月以后奉到廷寄:“借用商款,息銀既重,各省關每年除划還本息外,京協各餉,更屬無從籌措,本系萬不得已之計。此次故念左宗棠籌辦各務,事在垂成,准照所議辦理。

  嗣后無論何項急需,不得動輒息借商款,致貽后累。”所謂“京餉”,即是在京的各項開支,包括文武百官的俸給、八旗士兵的餉項,以及一年三次送入宮內供兩宮太后及皇帝私人開支的“交進銀”在內,是最重要的一筆預算,由于左宗棠動輒借款之累,連京餉都“無從籌措”,這話說得很重了。

  為此,一直到上年左宗棠奉召入京,為了替劉錦棠籌划西征善后,才迫不得已,在近乎獨斷獨行的情況下,借了匯丰銀行招股所貸的四百萬兩。

  這兩筆款子的風險,都在胡雪岩一個人身上。三百五十萬的商款,自光緒五年起分期拔還,几乎已還了一半;而且每期本息約十來萬銀子,邵友濂亦知道,難不倒胡雪岩,要刁難他,只有在光緒七年所借的那一筆上。

  這筆款子實收于光緒七年四月,年息九釐九毫五,前兩年只付息,不還本,第三年起每年拔本一百萬兩,分兩期給付;光緒九年四月付第一期、十月付第二期,每期各五十萬兩。

  以前各次洋債,雖由胡雪岩經手,但如何償還,不用他來操心,因為各省督撫加了印的“關票”,匯集于江海關后,稅務司還要簽押負連帶責任,如果各省的“關票”不能兌現,稅務司可以截留稅款,代為抵付。可是這最后一次的四百萬兩,在借款時為了替劉錦棠解除后顧之憂,左宗棠近乎獨斷獨行,只以為未來數年協餉尚多,不愁無法償還,所以大包大攬地說:本銀“如期由上海轉運局經手交還;如上海無銀,應准其向戶部如期兌取。”

  這一惟恐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策動棘德陰撓,但求成功不惜遷就的承諾,無形之中便將全部風險都加了在胡雪岩的肩頭上,因為各省如果不解,匯丰銀行一定找胡雪岩,他們不必多費周折,請英國公使出面跟戶部打交道;以胡雪岩的財力、信用與擔當,每期五十萬兩銀子的本銀,亦一定挑得起來。

  話雖如此,五十萬兩銀子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邵友濂與盛宣懷秘密商定,到時候,“擠他一擠”,雖未必能擠倒,至少可以打擊打擊他的信用。

  其時——光緒九年春天,中法的關系復又惡化了。本來前一年十一月間,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上海談判,已經達成了和平解決在越南的糾紛的三點協議。但法國海軍部及殖民部,分別向他們的外交部表示,不滿寶海與李鴻章的協議,海軍方面且已增兵越南北部的海防。而又恰好法國發生政潮,新內閣的外交部長沙美拉庫支持軍部的主張,推翻前議,而且將寶海撤任,另派特使德理固專程來華談判。

  妙的是法國公使寶海,特為自上海到天津去看李鴻章,他勸李鴻章堅持前議,不防指責法國政府違約;有了這種反對他們政府的法國公使,李鴻章覺得談和又有把握了,所以仍舊照原定計划,奏請准予給假回籍葬親。李還不肯回任,但為了開始建設旅順軍港,北洋大臣的差使是接下來了,既然請假,北洋大臣自然由張樹聲暫署。

  但就在二月里李鴻章在合肥原籍時,法軍在越南復又動武,不但攻占越南南定,而且直接侵犯中國在越南權益,招商局運米的船,在海防為法軍扣押;設在海防及順安的兩處倉庫,為法軍占領,其中的存糧及其他物品,當然也被沒收了。加以越南政府除行文禮部乞援外,并特派“刑部尚書”范慎來華,效“申包胥哭秦庭”,因此,朝中震動,清議昂揚,都主張釆取強硬的對策;甚至駐英兼駐法公使一等毅勇侯曾紀澤,亦打電報回來,建議派軍援越,不可對法國讓步。當時疆臣亦多主戰,云貴總督岑毓英,備戰已有多時,但署理兩廣總督的曾國荃,卻不願輕啟戰端,清議深為不滿,因而主持總署的恭王,一面循外交途徑向法國抗議;一面奏准命李鴻章迅回直隸總督本任,接着降諭,派李鴻章以直隸總督的身分迅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云南防軍,均歸節制。同時命左宗棠籌划江南防軍待命南調援越。這時胡雪岩恰好在江寧,便跟左宗棠說:“好象應該還有張制軍回兩廣本任的上諭;不然,李合肥一到天津,不就是有了兩位直隸總署?”

  “妙就妙在沒有張振軒回本任的上諭。”左宗棠答說,“總署也知道李少荃決不會到廣東,恐怕也不會回天津。”

  “這,大人倒多指點指點,讓我們也開開茅塞。”“李少荃看在曾文正分上,對曾老九一向是很客氣的。當年江寧之圍,師老無功,李少荃已經克復了常州,朝命赴援江寧,他按兵不動,為的是不願分曾老九的功。你想,如今他如果一到廣東,曾老九怎么辦?”

  “是,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說:“大人說李合肥也不會到天津,是怕一到了,張制軍就得回廣東,那一來不是又要把曾九帥擠走的嗎?”

  “正是如此。”

  “照此說來,京里只說叫李某某回任,對于張曾兩位沒不交代,意思也就是要李合能只領虛銜,暫時不必回任。”“不錯,舉一反三,你明白了。”

  “那末,李合肥怎么辦呢?”

  左宗棠沉吟了好了一會‘問說:“你看呢?”

  “我看,他仍舊會到上海。”

  左宗棠點點頭,“我想他也只能先駐上海。”他說:“而且他也不能忘情上海。”

  胡雪岩當即說道:“我本來想跟大人辭了行,回杭州,以后再到上海;照現在看,似乎應該直接到上海的好。”

  原來各省關應解陝甘,以便還本的協款,都交由江海關代轉;所以各省解繳的情況如何,非要胡雪岩到上海去查了才知道。

  “好,你到上海首先辦這件事,看情形如何趕緊寫信來。看哪里還沒有解到,好及早去催。”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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