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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胡雪岩》·灯火楼台
第一章

第二章

  左宗棠只睡得两个时辰,刚交子时便让老仆左贵推醒了;告诉他说:“军机徐老爷有急信。”

  说着,将左宗棠扶了起来;另有一仆擎着烛台,照着他看信;信封上浓墨淋漓地写着:“飞递左爵相亲钧启”;抽出信笺,上面只有八个字:“东朝上宾,请速入宫。”原来这天军机章京换班,徐用仪值夜,所以消息来得快。左宗棠遇到这种意外变故,最能沉得住气;下床看到红烛,便指着说道:“明天得换白?”

  “老爷”,左贵服伺左宗棠多年,称呼一直未改;他怕自己听错了,侧耳问道:“换白蜡?”

  “对了,这会别多问!传轿,我马上进宫。”

  进宫时为丑正,乾清门未开,都在内务府朝房聚集,左宗棠一看,近支亲贵有亲王、醇亲王,惠亲王;御前大臣有伯彦讷谟诂、奕匡力;军机大臣有宝均金、李鸿藻、王文韶;此外便是六部尚书、“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

  国家大事,权在军机;军机领班的恭王不在,便该左宗棠为首。他此刻才发觉自己的地特殊;初次当京官,朝中典故,茫然莫晓。且又遇着这样意想不到的情况,虽说他善能应变,亦有手足无措,尴尬万分之感。

  正要开口动问,只见徐用仪疾趋而前,借挽扶的机会,贴身说道:“听宝中堂的。”

  争胜好强的左宗棠,到此亦不能不退让一步;与三王略略招呼后,向宝均金拱拱手说:“我初遇大丧,军机职司何事,都请佩翁主持。”

  “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一语未毕,有人来报,乾清门开了。于是王领头,入乾清门先到“内奏事处”——章奏出纳,皆经此处;照规矩帝后违和,脉案药方亦存内奏事处,王公大臣谁都可以看的。药方一共五张,最后一张注明“酉刻”,是左宗棠出宫以后请脉所开的,说是“六脉将脱,药不能下。”“宾天是什么时候?”王在问。

  “戌时。”

  戌时是晚上八点钟。左宗棠心里在想,接到徐用仪的信是十一点钟;计算他得知消息不会早于十点钟,相隔两个钟头;在这段辰光之中,不知道钟粹宫中是何境况?

  “大人!”徐用仪牵着他的袖子说:“请到南书房。”

  宫中定制,凡有大丧,都以乾清门内西边的南书房为“治丧办事处”。一到了那里,第一件事便是将官帽上的顶戴与红缨子都摘下来;然后各自按爵位官阶大小,找适当的座位坐下来。

  “真是想不到的事!”醇王向宝均金问道:“得赶紧把六爷追回来。”

  “六爷”是指恭王,“已经派人去了。”宝均金答说:“大概明天下午才能回来。”

  “得找个人来问一问才好。”王说道:“譬如有没有遗言?”

  “不会有的。”惠王接口:“中午的方子已经说‘神识不清’;以后牙关都撬不开口,怎么能开口说话?”

  王默然,举座不语;但每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病?

  “要问什么病,实在没有病。”徐用仪左右看了一下,下人都在廊上,客厅中除了胡雪岩的贴身跟班以外,别无闲人,方始低声说:“是中了毒。”

  此言一出,胡雪岩跟古应春互看了眼。原来胡雪岩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自然而然地对药性医道,都不太外行;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又打听了慈安太后前一日御朝的情形,向古应春谈起,唯一可能的死因是中毒。此刻是证实了,只不知如何中的毒。

  “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徐用仪说:东太后有歇午觉的习惯;睡醒以后,经常要吃甜点心。初九那天,午觉醒来,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进了一盘松仁百果蜜糕,刚蒸出来又香又甜,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不到半个钟头,病就发作了。”

  胡雪岩骇然:“是西太后下的毒?”他问,“为什么呢?”“这话说来就长了——”

  慈禧太后一直有桩耿耿于怀,说什么也无法自我譬解的事,就是为什么她该低于慈安太后一等;而这一等非同小可——皇后母仪天下,生日称为“千秋”,受群臣在宫门外朝贺。下皇后一等的皇贵妃,不独无此荣耀,甚至连姓氏亦不为群臣所知。

  东西两宫——慈安、慈禧由“选秀女”进身,家世是一样的,慈安之父为广西右江道;慈禧之父是安徽池太广道。起初身分虽同,但当文宗元后既崩,立第二后时,选中了慈安,便使得那时封号为“懿贵妃”的慈禧,愤不能平,因为慈安无子而她有子,且是唯一的皇子;不是她的肚子争气,大清朝的帝系,将从咸丰而绝。由此可知,她是大有功于宗社的人;有功之人反遭贬损,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可是文宗却又是一种想法,正因为她生了皇子,断送了被立为皇后的希望。原来慈禧精明能干、争胜揽权的性格,文宗已看得很清楚;自知在世之日无多,一旦驾崩,幼主嗣位,皇后成为太后,倘或骄纵不法,无人可制。

  纵然如此,仍有隐忧,因为母以子贵,将来仍旧会成为太后,两宫并尊,而慈安赋性忠厚,必受欺侮。这重心事,偶尔与他的宠臣肃顺吐露;肃顺便劝文宗行“钩弋夫人”的故事。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当他六十三岁时,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弗陵,生得茁壮聪明,颇为钟爱。汉武帝晚年多病,年长诸子,看来多不成材,几经考虑,决定传位幼弗陵;但顾虑得幼主在位,母后年轻,每每会骄淫乱政,春秋战国,不乏其例;秦始皇初年的情形,更当引以为鉴。因而狠心将钩弋夫人处死,以绝后患。

  文宗也觉得肃顺的建议不错,但却缺乏汉武帝的那一副铁石心肠。到得病入膏盲,势将不起时,特为用朱笔亲书密谕一道,交付慈安,大意是“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群臣,将朕此言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不但有朱谕,而且还口头叮嘱,倘或需要用这道密旨时,应该如何召集群臣,如何宣示;又如何可能有人为西宫求情,而决不可稍为之动,必须当机立断,斩草除根。慈安含泪倾听,将朱谕珍重密藏,而心里却从未想过有用得到它的一天。

  事隔二十年,慈禧已经四十六岁,这年——光绪六年二月初,忽然得了重病,脉案对病因的叙述,含糊不清,而所开药方,则属于专治胎前产后诸症的“四物汤”,群臣皆为之困惑不解。据御医庄守和、李德立向人透露,说是“血崩”,但用血崩的药,却并不对症。

  于是降旨征医。直隶总督荐山东泰武临道无锡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荐太原府阳曲县知县杭州守正,此两人都是世家子弟,饱读医书,精研方脉;六月间先后到京,一经“请脉”,都知病根所在;不约而同的表示慈禧太后患的是“骨蒸”,其实是“蓐劳”,产后失血过多,成了俗语所说的“干血痨”,用来补甘平之法,病势日有起色。到了这年年底,已无危险,只待调养了。

  宅心仁厚的慈安太后,自然亦为之庆幸。有一天——就在几天以前,在她所住的钟粹宫,邀慈禧共餐,还喝了酒;到得席散,暗示宫女尽皆回避,促膝深谈,作了一番规劝。

  据私下窥视的宫女所传出来的消息,说是慈安真的动了感情,首先追叙当年文宗逃难到热河的种种苦楚;文宗崩后,“孤儿寡妇”受肃顺欺侮,幸而“姊妹”同心协力,互为拭泪;诛徐权臣,转危为安。接着又谈同治十三年间所经历的大风大浪,种种苦乐,说到伤心之处,“姊妹”俩相对流涕。看来慈禧也动了感情了。

  于是慈安慨然说道:“我们姊妹也都老了,重新同侍先帝的日子,不会太远。二十多年相处,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了不得的争执,以后当然亦是平平静静过日子。有样东西是先帝留下来的,我一直以为永远也用不着;不过我怕我一死以后,有人捡到这样东西,会疑心我们姊妹表面和好,暗底下不是那回事,那就不但你我会觉得是一大恨事,先帝亦会自悔多事。这样东西,不如今天就结束了它吧!”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慈禧手里,打开来一看,慈禧脸色大变;原来就是文宗亲自以朱笔所写的那道密谕。

  “既然无用,就烧掉了吧!”

  慈安取回原件,就在烛火上点燃焚毁。慈禧作出感极而泣的神情,还须慈安多方安慰,方能收泪。

  但从此慈禧只要一见了慈安,便如芒刺在背,处处小心,象惟恐不能得慈安欢心似的。这一天——就是三天前的三月初九,慈安太后终于在一盘松仁百果蜜糕上送了命“这样说,以后是西太后一个人作主的局面了?”胡雪岩问说“筱翁,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难办呢,还是比以前容易?我看要比以前难办。”徐用仪答说:“东太后德胜于才,军机说什么就是什么;西太后才胜于德,稍微马虑一点,她就会抓住毛病,问得人无话可说。”

  “这话说得不错。不过将来只要把一个人敷衍好了,事情也不致于太难。”

  “呃,”徐用仪不免诧异,“胡大先生,你说要敷衍哪一个人?”

  “李莲英。”胡雪岩说,“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当然会得宠。”

  “嗯,嗯!”徐用仪说:“我倒还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古应春接口说道:“我看,这条路子如果要走,就要走得早。”

  徐用仪不作声,意思当然是“你们要走太监的路子,另请高明”。胡雪岩体会得他的心境,便向古应春递个眼色——暗示他不必再谈李莲英。

  不过,宝均金还是要谈的。古应春将胡雪岩准备送五万银子,而他认为其中应该留一万银子作开销,问徐用仪有何意见?

  “送宝中堂不必那么多,多了他反而会疑心,以为这笔借款中,又有多少好处。钱要花在刀口上,一文抵十文用,才算本事。”

  “那末,筱翁!”胡雪岩笑道:“你倒说说看,要怎么样才算花在刀口上?”

  “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之,如今既然左大人打算独断独行了。宝中堂那里,就不必送那么重的礼。不然就变成‘塞狗洞’了。”

  “‘塞狗洞’的事,我做过很多。”胡雪岩说:“既然筱翁不赞成,我们就来想它个礼轻意思重的办法。”“这办法不大好想。”古应春问道:“是不是跟朱铁口去谈一谈。”

  “没有用。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

  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胡雪岩突然说道:“筱翁,你倒谈一谈,宝中堂是怎么样一个人?”

  “人是很念旧的——”

  因为念旧重情,宝均金受了许多累。其中有件事,凡是浙江人无不知道;六、七年前轰动海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因病暴毙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莲,当作武大郎;而诬指小白菜谋杀新夫,又将杨乃武比作西门庆,教唆小白菜下毒的“灭门县令”刘锡彤,就是宝均金的乡榜同年。

  “宝中堂倒没有袒护刘锡彤;不过刘锡彤总以为宝中堂一向念旧,有此大军机的靠山,做错就做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害己害人,连累宝中堂也听了好些闲话。”

  “这刘锡彤呢?”胡雪岩说:“充军在哪里?”“老早死掉了。”徐用仪说:“你想七十岁的人还要充军,不要说关外冰天雪地吃不消;自己想想,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哪里还有,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味道?”“是啊!做人总要有味道,活下去才有劲。”胡雪岩又问:“他是哪里人?”

  “靠近沧州的盐山。”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不大清楚。”徐用仪说:“他有个儿子,本来也是牵涉在杨乃武那一案里的,后来看看事情闹大了,刘锡彤叫他回盐山,哪知坐的是福星轮。”

  福星轮沉没,是在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所以徐用仪不说,也知道刘锡彤之子已经遭难。“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古应春道:“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刘锡彤居心可恶,才会遭祸。不过报应也太惨了。”“打听,打听。”胡雪岩说:“齐锡彤总算在我们杭州做过父母官,子孙如果没饭吃,应该做个好事。”

  徐用仪心想,胡雪岩哪里是为刘锡彤做过余杭县知县的香火之情;无非看在宝均金分上,做件小小的雪中送炭之事,希望见好于宝均金。不过他亦必须有这么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才不落痕迹,否则就会为人所讥。人情世故毕竟是他识得透。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宝中堂有个弟弟叫宝森,”他问:“胡大先生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此人怎么样?”

  “此人去年让言路上参一本。参的其实不是他,是宝中堂,参宝中堂袒护亲族。不过,这一来倒楣的一定是宝森,如今境况很窘。”

  “呃,筱翁,你倒谈谈他倒楣的来龙去脉。”

  原来宝均金之弟宝森,本是直隶的候补知县,即没有读多少书,也谈不到才具,而且理路不大清楚。靠他老兄的面子,总常有差使派他;有时州县出缺,派他去署理,坐堂问案,笑话百出,上官看宝均金的分上,只有格外宽容。

  后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他是讲究吏治的,看宝森实在没有用处,想照应他亦有力不从心之感。宝森几次找宝均金,要他八行书给曾国藩讨差使,宝均金怕碰钉子,不肯出信。到得真的缠不过了,宝均金说:“你到四川去吧!”为他加捐,由候补县变成候补道,又在吏部说了情,得以分发四川。

  四川总督名叫吴棠,此人于慈禧太后未入宫以前,有援之于穷途末路的大恩。慈禧之父惠徵,官居安徽池太广道,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咸丰初年,洪杨起事,舟船东下,势如破竹,惠徵望风而逃,降旨革职查办,旋即一病而亡。欲语说:“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有抬”,官场最势利不过,何况惠徵是“犯官”的身分,加以外省的旗汉之别;远较京里来得分明,因此,慈禧以长女的身分,携带一妹两弟,奉母盘灵回旗时,一路遭受白眼,那种境况,真可说是凄凉万状。

  一天船泊江苏淮安府桃源县,忽然有人送来一份奠仪,而且颇为丰腆,白银二百两之多。慈禧再看名帖上具衔是桃源县知县吴棠,不由得纳闷;惠徵从无这样一个朋友,如说是照例的应酬,隔省的官员,了无渊源,充其量送八两银子的奠仪,已是仁至义尽。一送二百两,阔得出奇;慈禧判断,一定是送错了,防着人家要来索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

  她的判断不误,果然是送错了。吴棠一看听差送上来的回帐,大发雷霆;幸而他有个幕友,深明人情世故,便劝他说:“送错了礼没有去讨回之理;就讨,人家也未见得肯还。听说这惠道台的两位小姐,长得很齐整,而且知书识字;旗人家的闺秀,前途不可限量,东翁不如将错就错,索性送个整人情,吊上一吊。”

  吴棠心想,这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打算,当下肃其衣冠,备了祭品,传轿打道运河码头,投了帖上船祭灵。祭毕慰问家属;慈禧的两个弟弟惠祥、照祥,都还年幼,只会陪礼,无从陪客;都是慈禧隔着白布灵幔,与吴棠对答,再三称谢。

  这一下足以证明,吴棠的奠仪并未送错,可以放心大胆地支用了。慈禧感激涕零之余,将吴棠的名帖放在梳头盒子里;跟妹妹相誓:“倘或天可怜见,咱们姊妹也有得意的一天;可千万别忘了吴大老爷这位雪中送炭的大恩人。”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上”,姊妹做了妯娌,不过十年的工夫,姐姐“以天下养”,妹妹亦贵为醇王的福晋。

  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便是报恩;这时已升知府的吴棠,官符如火,一路超擢,吴棠既庸且贪,而凡有参劾吴棠的折子,一概不准。不过五、六年的工夫,继骆秉章而为四川总督;他在成都,公事委诸属下,每天开筵演戏,顿顿鱼翅鸡鸭,自我豢养成一个臃肿不堪的大胖子,四川人替他起了个外号,叫做“一品肉”。宝均金为老弟的打算是,惟有到“一品肉”那里当差,不必顾虑才具之短。果然,吴棠看宝均金是大军机,一到就派了“厘金”的差使;终吴棠之任,宝森的税差没有断过,是四川官场的红员之一。

  不久,吴棠殁于任上,继任川督的是杀安德海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德海在两宫太后口中,称之为“小安子”;他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在“辛酉政变”中立过功劳,升任为长春宫的总管。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招权纳贿,骄恣不法;有年夏天,打着太后的旗号,擅自出京,连直隶总督国藩,都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动他。不道丁宝桢却不买帐,等他一入山东境内,便派人严密监视,及至证实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采办的懿旨,便不客气地下令逮捕,飞章入奏,奉旨“毋庸讯问,就地正法”;随即提出牢来,在济南处决。

  安德海既为慈禧所宠信,丁宝桢杀了他,就很可能得罪了慈禧。那知事实适得其反,慈禧不但不恨,而且很感激丁宝桢,因为安德海被斩以后,丁宝桢下令暴尸三日,济南的百姓看清了安德海是没有“那话儿”的真太监。这一来,一直流传着的,安德海为慈禧面首的谣言,不攻自破。慈禧心感丁宝桢为她洗刷之德,所以吴棠出缺,将他自东抚擢为川督。当然,也有看重丁宝桢清廉刚直,用他去整饬为吴棠搞坏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在内。

  果然,丁宝桢一入川便大加整顿,贪庸疲软的劣员,参的参,调的调,官场气象一新。象宝森这样的人,当然也在淘汰之列,但想到他是宝均金的胞弟,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处置就不一样了。

  象这样的情形,原有个客客气气送出门的办法,譬如督抚与两司——藩司、阜司不和,想把他们调走,而又怕伤了和气,发生纠纷,便在年终“密考”时,加上“堪任方面”的考语。既然才足以当方面之任,朝廷当然要将此人召进京去,当面察看。久而久之成了一个惯例,军机处一看督抚对两司下的是这样的考语,便知是请朝廷将两司调走,必如所请;因为封疆大吏的用人权是必须尊重的。

  宝森只是一个候补道,不适用此例,但亦有亦通之方,即以人才特荐,奏请送部引见;意思是请朝廷考虑此人可放实缺。

  那是光绪四年年底的事。其时言路上气势很盛,除了御史、给事中这些言官以外,翰林而兼“日讲起注官”,得以专折言事者,奏议尤为朝廷所重;其中言论最犀利者四人,号称“翰林四谏”。而“四谏”中又以张佩纶的一支笔最厉害,心想宝森一无才能,只以宝均金的关系,竟由地方大吏以人才特荐,令人不平,因而上章博击。

  上谕中嘉许张佩纶“所陈绝瞻顾,尚属敢言”。至于丁宝桢特荐宝森,究竟有何过人之长的实绩,命丁宝桢“据实具奏,毋稍回护”。原奏又说宝森并无才能,“着李鸿章查明宝森在直隶时,官声政绩究如何,详细具奏。”

  其时宝森已经到京,兴冲冲地真的以为丁宝桢够交情帮他的忙,满心打算着引见以后,靠他老兄的关系,分发到富庶的省分,弄个实缺的道员,好好过一过官瘾——正印官的气派,跟候补道毕竟是不同的。

  哪知跟宝均金见了面,他一句话就是:“你告病吧!”“为什么?”

  “喏,你自己看去。”

  很吃力地看完了张佩纶参劾的奏折,宝森倒抽一口冷气,这时才明白,丁宝桢别有用心,复奏也必是一番敷衍的空话,未见得有用。

  “现在言路上嚣张得很,你碰了钉子,我也帮不上你的忙。别求荣反辱吧,你先告病;过些日子,我再替你想办法。”日子过了两年了,宝森静极思动,常常跟宝均金争吵,弟兄已有反目的模样。宝均金经常望影而避,头痛不已。“弟兄感情到了这样子,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隔开。”胡雪岩说,“见不着面,就吵不起来了;旁人劝解,话也比较听得进去。”

  “胡大先生,你的话是不错,不过,请问怎么个隔法?”“那还不容易。把那位宝二爷请到哪里去住上几个月,意气慢慢化解了,弟兄到底是弟兄,终究会和好如初的。”“这倒也是个办法,可惜没有人请他。”

  “我请!”胡雪岩脱口而答,“如果宝二爷愿意,我把他请到上海、杭州去逛个一年半载,一切开销都是我的。”徐用仪心想,这一来玉均金得以耳根清净,一定会领胡雪岩的情,当下表示赞成古应春亦认为这是个别开生面的应酬宝均金办法,大可行得。

  至于胡雪岩与宝森素昧平生,看似无由一通款曲,其实容易得很,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煜在,便是现成的一条路子。

  这天文煜宴客。本来他宦囊甚丰,起居豪奢,住处又有花木园林之胜,每逢开宴,必是丝竹杂陈;此时因逢国丧,八音遏密,同时也不便大规模宴客,以防言官纠弹,只约了少数知好,清谈小酌而已。

  主客是胡雪岩,其次便是宝森。主人引见以后,宝森颇道仰慕;胡雪岩更是刻意周旋,所以一见如故,谈得颇为投机。席间谈起上海“夷场”上的情形,胡雪岩与古应春大肆渲染,说得宝森向往不已。

  看看是时候了,古应春便即问说:“森二爷有几年没有到上海了?”

  “说起来寒碜。”宝森不好意思地:“我还没有去过呢!”“那可真是想不到。”古应春看着胡雪岩说:“吃花酒如果有森二爷这么有趣的人在,可就更热闹了。”

  宝森是所谓“旗下大爷”,吃喝玩乐,无一不精;这两年在京,全靠寄情声色,才能排遣失意,自从慈安太后暴崩,歌声舞榭,弦索不闻,正感到寂寞无聊时,听得古应春的话,自然动心。

  “如今是国丧,也能上堂子——”宝森突然缩住口,倒象说错了话似的。

  原来上海人所说的“堂子”,北方称为“窑子”。旗人口中的“堂子”,是皇室祭祖的所在;拿来作为窑子的别称,未免亵渎,因而觉得碍口。

  “如今国丧,也能吃花酒?”他换了个说法。

  “怎么不能?”古应春答说:“一则是天高皇帝远;再则夷场是‘化外’,不管是上海道,还是松江府,都管不到;甚至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莫奈何。”

  “真的?”宝森有些不信。

  “我只谈一件事好了。”古应春问道:“听说森二爷票戏是大行家,有出‘张汶祥刺马’看过没有?”

  “听说过,可没有看过。”

  “那就是上海人独有的眼福、耳福,这出戏只有在上海能唱,别处是禁的。”

  禁演的原因是,这出戏全非事实。两江总督马新贻已经惨死在张汶祥的白刃之下,而竟说他夺人之妻,有取死之道,死而被诬,冤及泉台,知道真相而稍有血性的人,无不义愤填膺。江南大吏曾谋设法禁演,但因势力不能及于夷场,徙呼负负。

  这一实例,说明了在京八音遏密,何以在上海可以不守国丧的规矩。宝森真是想去好好逛一逛,但有些说不出口。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便即说道:“其实不说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森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如今大家都讲洋务,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讲法?宝中堂是身分、地位把他绊住了,没有机会到上海,森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

  这为他拈出了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宝森大为兴奋,“我也不为他,为我自己。”他说:“长点见识总是好的。将来到了上海,还要请胡大哥带一带我。”

  “言重了。”胡雪岩问道:“森二爷预备什么时候去?”“这还不能定。我得先跟本旗请假。”

  在京的旗人,不能随便出京,这个规矩在雍、乾年间,极其严格,以后慢慢地也放宽了。不过宝森因为他老兄一再告诫,诸事谨慎,所以不敢造次。

  这时一直未曾说话的文煜开口了:“老二,我准你的假。”原来文煜就是他正白旗的都统。

  “啊,啊,对了。”宝森“拍”地一下,在自己额上打了一下,’看我这个脑筋!竟忘了本旗的长官,就在眼前。”

  “文大人,”胡雪岩问道:“准他多少日子的假?”“那要问他自己。”

  “我想,”宝森答说:“一个月也差不多了。”“不够,不够。一个月连走马看花都谈不到,起码要三个月。”

  “三个月就三个月。”文煜向宝森说道:“这得找个理由,你就写个呈文,说赴沪就医好了。”

  宝森还在踌躇,胡雪岩抢着说道:“好了!文大人准假三个月;森二爷,这三个月归我管,你一切不必费心。我大概还有五六天耽搁,请你料理料理,我们一起走。”邂逅初逢,即使一见如故,这样被邀到纸醉金迷之地,流连三月之久而不费分文,真也可说是难得的奇遇。因为如此,反而令人有难以接受之感;宝森只是搓着手,矜持地微笑着,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老二,”文煜知道他的心情,忍不住开口:“你久在四川,对雪岩不熟;雪岩豪爽出了名的,只要投缘,象这么请你到南边玩上几个月,算不了什么。我看你在京里也无聊得很,不如到上海去散散心。交朋友的日子很长,你也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我可真是有点儿不好意思。”宝森乘机说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先跟胡大哥道谢。”

  “说这话就见外了。”胡雪岩转脸对古应春,“叫惟贤明天派人到森二爷公馆去招呼;行李不必多带,缺什么在上海预备也很方便。”

  第二天午后,汪惟贤亲自去拜访宝森,执礼甚恭,自不待言;略事寒暄,谈入正题,首先问说:“森二老爷预备带几个人?”

  宝森不好意思,略想一想答说:“我只带一个。”“一个怎么够?”汪惟贤屈着手指说:“打烟的一个,打杂的一门跟班的一个,至少得三个人。”

  “我就带一个打烟的。”宝森略有些不好意思地,“有一口嗜好,没法子。”

  “这是福寿膏。”汪惟贤将手边一个长形布袋拿了起来,脱去布套,是个打磨得光可鉴人的紫檀长方盒,顺手递过去说:“森二爷倒看看,这样东西怎么样?”

  宝森接来一看,盒盖上刻着一行填彩的隶书:“吹箫引凤”,便知是一枝烟枪;抽开盒盖,果不其然。虽抽了三十年的鸦片,见过许多好烟具,这一支十三节湘妃竹的烟枪,所镶的绿玉烟嘴固然名贵,但妙处却在竹管是用橄榄核累贯到底核中打通,外凉内热,抽起来格外过瘾。

  “好东西。”宝森爱不忍释,“总得二百两银子吧?”“森二老爷中意,就不必问价钱了。请留着用吧!”汪惟贤不容他谦辞,紧接着又说:“敝东交代,森二老爷不必带烟盘,太累赘,都由我们预备。”

  说到这样的话,倘再客气,就变得虚伪了。宝森拱拱手说:“胡大先生如此厚爱,实在心感不尽。不过,人,我准定只带一个,带多了也是累赘。”

  “是,是。我们那里有人,森二爷少带也不要紧。还有,现在是国丧,穿着朴素,森二老爷不必带绸衣服等穿孝期满,在上海现做好了。”

  他说什么,宝森应什么。等汪惟贤一走,想一想不免得意,用新得的烟枪过足了瘾,看辰光未时已过,宝均金已经下朝了,乘兴省兄,打算去谈一谈这件得意之事。

  宝均金家的门上,一看“二老爷”驾到,立即就紧张了,飞速报到上房宝均金刚想关照:说我头疼,已经睡了。只见宝森已大踏步闯了进来,料想挡也挡不住,只能叹口气,挥一挥手,命门上退了下去。

  “你那件事,过一阵子再说。”宝均金一见了他老弟的面就先开口,“这会儿办东太后的丧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提。”

  “哪一件?”宝森要他老兄托人情的事太多了,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件,所以如此发问。

  “你不是兜揽了一件帮人争产的官司吗?”

  “喔,那一件。”宝森答说:“如今我可没工夫管人家的事了。”

  原来宝森受人之托,有件庶出之子,向嫡出长兄要求分家的官司,要求宝均金向顺天府尹说情,将庶出之子的状子驳回。他从杨乃武那一案,受刘锡彤之累,为清议抨击以后,凡是这类牵涉刑名的案件,不愿再管,无奈宝森一再纠缠,只能饰词敷衍;每一次要想不同的理由来拖延,深以为苦,因而此刻听得宝森的话,顿觉肩头一轻,浑身自在了。“我特为来跟大哥说,我要到上海去一趟,总得两三个月才能回来。”

  “喔,”宝均金问道:“到上海去干什么?”

  “有人请我去玩两三个月。管吃管住,外带管接管送,一共是四管;自己一个子儿都不用花。

  “好家伙。管你到上海玩两三个月,不要分文,谁那么阔啊?”

  “胡雪岩。”

  “原来你交上‘财神’了!”宝均金立刻沉下脸来,“你可别胡乱许了人家什么,替我添麻烦。”

  宝森愕然,“人家会有事托我?”他问:“会是什么事呢?”“谁知道?此人的花样,其大无比;这一趟是来替左季高筹划借洋债,说不定就会托你来跟我噜苏。”

  “哼!”宝森微微冷笑,“有海岳山房在那里,哪轮得到我来跟你噜苏。”

  宝均金装作不曾听见,呼噜噜地抽了几口水烟,开口问道:“你哪一天走?”

  “就在这几天。”

  宝均金点点头,喊一声:“来啊!”将听差宝福唤来吩咐:“到帐房里支二百银子,给二老爷送了去。”

  “谢谢大哥!”宝森请个安,又说了些闲话,高高兴兴地走了。

  等他的背影刚刚消失,宝福悄然而至,走到宝均金面前说道:“朱铁口来过了,替胡大人送了一份礼来。”“哪个胡大人?”

  “有手本在这里。”

  一看手本上的名字是“胡光墉”;不由得就关切了,“送的什么?”他问。

  “一个成化窑的花瓶。”

  “大的还是小的?”

  “大的。”

  大的便是两万银子。宝均金心想,胡雪岩既然送了两万银子,就大可必再在宝森身上作人情,而居然作了,并且这个人情还不轻,看起来是个很厚道的人。同时又想到宝森一走,耳根清净,便对胡雪岩越有好感了。

  “朱铁口走了没有?”

  “还没有。”

  宝均金便将朱铁口传唤到上房问道:“那胡大人是怎么说的?”

  “胡大人说想送中堂一份礼,问我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问他打算送多重的礼?他说两万银子。我就让他买花瓶。他还托我代送;花瓶送来了,银子也交到帐房里了。”“有什么话托你转达的没有?”

  “没有。我倒也问过他;他说只不过佩服中堂为国贤劳,本想上门来求见请安,又怕中堂最近因为大丧太忙,不敢冒昧。”

  宝均金的顾虑消释了。这两万银可以安心笑纳;倘或附带有有一句什么请托的话,反倒不便帮忙,两万银子如果舍不得退回,良心上就不免要自责。

  遣走朱铁口以后,宝均金仍在考虑胡雪岩送的这笔重礼,不帮他的忙,良心上仍不免要自责;要帮他的忙呢,又觉得自己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急”,忽然很热心地赞成左宗棠借这笔洋债,出尔反尔,启人疑窦。如何得以筹划出一个两全之道,成了他这天念兹在兹的一桩心事。

  第二天一早上朝,在轿子里忽然想起宝森告诉他的,丁宝桢当年的故事。丁宝桢以清廉知名,但身为总督,开府西南,朝廷的体制不能不顾,家乡贵州的亲友,翻山越岭,千辛万苦来投靠,没有那么多闲差使可应酬,招待食宿,致送回乡盘缠的情谊不能不尽,这些都在他每个月一万两左右的“养廉银子”中支付,尽管量入为出,总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照一般督抚惯例,方便得很,写张纸条,向藩库提银若干,因窘即时可解至于亏空如何弥补,不必费心,有藩司,有榷税的候补道,甚至首府、首县为他想办法。但那一来,就谈不到整饬吏治了。

  于是,堂堂“制台大人”也不免要向当铺求援了。可是,他又有什么东西能当到上千上万银子?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当身分、当面子的办法;取一只皮箱,随便找些旧衣服塞满上锁,再取两张封条,盖上“四川总督部堂”的大印,标明日期,在皮箱上十字交叉,满浆实贴。然后派戈什哈抬到当铺里去当。

  朝奉吓一跳,从来没有听说总督也会当当的;便很客气地请问:“要当多少银子?”

  “五千银子。”

  朝奉又吓一跳,五千银子不是小数目要问一问“是什么贵重东西,能不能看一看?”

  “不能看。大人亲手贴的封条,谁敢揭开来?”“那末——”

  “你不必多管。”戈什哈抢着说道:“你只凭封条好了。将来赎当的时候,只看封条完整,就是原封不动。你明白了没有?”

  朝奉自然明白了,如数照当。丁宝桢倒是好主顾,下个月藩库将养廉银子送到,立刻赎当。从此丁宝桢当当,成了规矩,只凭封条不问其他。

  宝均金心想,左宗棠借洋债,如果照丁宝桢的办法,岂不省事?而且目前也正是一个机会。于是默默盘算了一阵,到得军机处,立刻派苏拉到“南屋”去请了徐用仪来,邀到僻处,悄悄相语。

  “左帅借洋款的事,接头好了没有?”

  “接头好了。这一回的条件,确是比以前来得好。这也是胡雪岩力盖前愆的缘故。”徐用仪又说:“本来早就想出奏了,为有东太后的大事,不能不暂缓一缓。”

  “也不必再缓。请你转告左帅,要朝廷批准他借,必得交户部议奏,那就要算老帐了。”宝均金突然问道:“丁稚璜当当的故事,你听说过没有?”

  徐用仪不知他忽有此问的用意,陪笑答道:“那是个有名的笑话,知道的人很多。”

  “不是笑话。”宝均金正色说道:“如果我是朝奉,看几件破烂衣服,让他当五千银子,怎么对得起东家?外头也一定有闲话,不知道我得了人家多少好处。他只有硬吃一注,不让我掀他的底牌,我拿他没办法。左帅借债也是如此,生米煮成熟饭,朝廷看他的老面子,不跟他计较。你懂我的意思不?”

  徐用仪怎能不懂?可是他也很圆滑,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中堂的美意,我相信左大人一定能够领会。”“好,不过,”宝均金沉着脸说:“丁稚璜当当,几乎月月如此;左帅借洋债可就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请你千万说清楚。”

  “是。”

  答应归答应,说不说又另是一回事。徐用仪退值以后,先去访胡雪岩,将宝均金的话,告诉了他,商量最后的那句话,要不要说?

  “当然不必说。”胡雪岩答道:“事情明摆在那里,西征军事成功了,以后也再不会借洋款了。至于海防要借,那也不是左大人跟我的事。既然如此,何必又说这话,惹左大人不高兴?”

  徐用仪听从他的主张,到了贤良寺,转达了宝均金的意见。左宗棠本来就想这么办,但未想到宝均金如此“大方”;欣慰之余,乘兴亲自执笔起草奏稿。

  第一段当然是陈述边务之重要,以及各省协饷,不能及时而至,拖欠年复一年,越积越多的困难。接下来便叙此次筹借洋款的由来:说有德国商伙福克,在兰州织呢局闻之,自称该国有巨款可借,息耗亦轻,并可由陕甘总督出票,因于上年腊月初三日具奏,接到户部咨复,以借数虽经奏明为四百万,惟期限、利息,以及还款来源,应该补叙说明。

  但其时左宗棠已奉旨晋景,不在其位,似乎不应再谋其政,所以此处须作一番解释:“臣卸篆北上时,与刘锦棠、杨昌浚晤谈,均以甫经接任,筹饷艰难,属臣代为借箸。臣虽去任在即,亦不欲贻累替人,遂飞饬办理上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速向洋商议借银四百万以应急需。抵都后,连接杨昌浚、刘锦棠来函,言及饷源已涸,春夏之交,断难接续,恳即据情入告,情词迫切异常。”

  期限:六年还清。

  利率:年息九厘七毫五丝。

  付息办法:每六个月一付,六年共十二期。

  还本办法:第一、第二两年不还本,第三年起,每年还本一百万两。利息照减。

  保证办法:请户部催饬各省关,将应解新旧协饷,径交上海采动局,据付息还本。如协饷不至,上海采运局无款可拨,应准洋商凭陕甘总督所出印票,向户部如期兑取。

  这些条件与过去比较,好处有三:一是不需海关及有关各省督抚出票,可免周折;二是年息由一分二厘减至不足一分,合月息只八厘有零;三是头两年不还本,俾各省得以清理旧欠,“其力尚纾,并无窘迫之患。”因为如此,“已饬胡光墉、福克、凯密伦即依照定议,应仰恳天恩敕下总理衙门,札饬道员胡光墉及照会英国使巨转行汇丰银行,一体遵照,以便陕甘出票提银。”

  出奏那天是四月初一,当天就奉到批复:“该衙门知道。”也就是准予备案的意思,“该衙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与军机处互为表里,办事司官,亦称章京,待遇优厚,亦与军机章京相同,规制不同的是,军机章京分为头班、二班。轮班入值,而所办之事并无两样;总督章京则各有专司,此案归“英国股”及“德国股”所管,自有徐用仪代为接头;同时因为有汇丰银行的凯密伦同来,英国公使馆批准汇丰银行照借的手续,亦很顺利,不过三天工夫,一切都齐备了。但赋归却还有待。原因很多,第一是南归决定坐轮船,班期有定,而最近一班船的“大餐间”,已为人定下了胡雪岩认为招待宝森,什么都是要“最好的”,宁愿再等一班,那要在十天以后。

  第二天是胡雪岩要定制一批膏药带回去。从经管西征粮台,在上海设转运局开始,胡雪岩无事不顺手,常是一夕之间,获利巨万财是怎么发的,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精神却渐渐差了,饮食渐减,夜卧不安,人一天比一天瘦了下来,急得胡老太太以下,全家女眷都是到处烧香许愿,大做好事,祈求上苍保佑,然而没有什么用处。

  有一次在应酬场中,遇见一个在湖北候补,而到上海来出差的捐班知县,名叫周理堂,善于看相;遍相座客,谈言微中,看到胡雪岩,说他往后十年大运,犹胜于今,将来会有“财神”之号。

  “不瞒理翁说,我的精神很坏;事情要有精神来做的,没有精神只会交墓库运,哪里会有什么大运。”

  “这是因为雪翁想不开的缘故,一想开了,包你精神百倍。”

  听得这话,胡雪岩先就精神一振,“理翁,倒要请教,我是怎么想不开。”他问:“要怎么样才想得开?”“此中之理,非仓促之间能谈得透彻的。雪翁公馆在哪里,等我勾当了公事,稍微闲一闲,登门拜访,从容呈教。”胡雪岩心想,官场上专有那种读了一本“麻衣相法”,信口开河,目的是为了奉承上司,讨得欢心,企求谋得一缺半差的候补州县班子。而看周理堂的谈吐,不象是那一流人物当即答说“不敢请理翁劳步。”接着又说:“恕我冒昧,理翁这趟是啥公事?”

  “今年皇上大婚,我奉抚宪之命,到上海来采办贡品;东西都看好了,无奈湖北应该汇来的款子数目弄错了,连日为此事奔走,总还要四、五天首尾才会清楚。”

  “喔!理翁是说公款不够。”

  “是的。”

  “差多少?”

  “一万三千多两。”

  “喔,喔,”胡雪岩问说:“总快到了吧?”

  “是的。”

  “那好。”

  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周理堂所住的祥和客栈去拜访;只听得有人在他屋子里大办交涉,声音很熟,想不起来是什么人?及至偶然一照面,认出来了,是方九霞银楼的档手老萧。“胡大先生。”老萧丢开周理堂奔了出来,笑嘻嘻地打了个千问:“你老怎么也来了。”

  “你这话问得奇怪!”胡雪岩因为看刚才那番光景,老萧对周理堂不甚礼貌,所以有意板着脸说:“就许你来,不许我来?”

  “不是这话,不是这话!”老萧急忙辩解:“我是有生意来跟周大老爷接头。”

  “接头生意?莫非你不晓得和气生财?哗喇哗喇啥事体。”

  训斥完了,转身与周理堂叙礼,客气而亲热;将个老萧干搁在一旁,置之不理。

  倒是周理堂有点过意不去,“雪翁,你请稍坐。”他说:“我跟这萧掌柜先打个交道。”

  “请便。”

  有胡雪岩在座,那老萧不似刚才那样嚣张了,但话仍说得很硬。原来周理堂在方九霞定了一柄玉镶金如意,工料总计九千银子,只付了两千定金。如意制就,来催交货,周理堂无以为应。就在这时候,广西巡抚亦派人来采办贡品,因为时间迫促,颇为焦急;老萧打听到这件事,上门兜揽生意。说湖北巡抚订的玉镶金如意,愿照原价转让。如意上所錾的“天保九如”字样,以及上款都可不动,下款只改动省名、姓名便能合用,毫不费事。

  广西的差官办事很干脆,也很精明,估价九千银子不贵,愿意照价收买,但必须能够证明,湖北的差官确是放弃了才能成交。

  为此,老萧便来逼周理堂,限期取件,否则没收定金,作为补偿损失。周理堂手头不硬,口头上就不能有软,正在磨得心烦意乱之时,胡雪岩来了。

  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胡雪岩便开口了,“老萧,”他问:“你打算怎么样?”

  胡雪岩一出头,老萧便知如意算盘落空了,“胡大先生晓得的,这两天金价又涨了。”他说:“打周大老爷的这柄如意,说实话已经亏本了;而且吃本很重,再拖下去,利息上又是损失,我对我们东家不好交代。”

  “那末怎么样呢?”

  “我想,再等三天。”

  “不必。”胡雪岩转脸对周理堂说:“理翁,这是笔小数,你为啥早不跟我讲,宁愿来受他们的气!”说着,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抽出来一看,是一万四千两的一张银票,心里又甜又酸,几乎掉泪。

  胡雪岩怕他说出什么过于谦卑的话,当着老萧面连自己也失面子,所以很快地说道:“老萧,你快回去,把金如意送来;周大老爷验收不错,自然分文不少你的。”“是,是!”老萧诺诺连声,“马上送来,马上送来。”“慢慢!”胡雪岩将老萧唤住;转脸说道:“理翁,我想送了来也不好,一则要担风险,再则也怕招摇。不如我陪理翁到方九霞验货,果然不错,就把余款付清了它,叫方九霞出张寄存金如意的条子,动身的时候直接送上船,岂不省事。”

  “说得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

  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

  “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致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

  “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成语,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啥?”

  “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斤斗’,不想到钱,想什么?”

  “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

  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柢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这话,还要理翁明示。”

  “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恼;雪翁根本不必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恼。”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人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耳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天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食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另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定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一这关过得了,过不了?”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连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廷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虚,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对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班“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枝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抚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人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钱。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钱,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吗,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如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可,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习,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能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监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名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七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显得情意殷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齸,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履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致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象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说其中的道理。”“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枪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的。“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上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决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患,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王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欲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

  这姓吕的城府极深,表面声色不动,对胡参赞的态度,一如平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国,是由于胡参赞多嘴的缘故,临行之时,问胡参赞是否要带家信?万里重洋,难得有便人回国,使馆同事都托他带家信、带物品;胡参赞如果独成例外,显得彼此倒象有什么芥蒂似的,所以也写了家信,另外还买了两个表,托他顺便带回国去转寄。

  姓吕的是捐班知县,原在江苏候补;胡参赞家住吴江,密迩苏州,因此,信上虽写了吴江的地址,并且关照只顺托民信局转递即可,而姓吕的情意殷勤,特为跑了一趟吴江,拜见胡参赞的封翁,大谈异国风光。胡封翁心系远人,得到这些亲切珍贵的信息,自然很高兴,也很感激,写给胡参赞的家信中,对这位“吕公”盛赞不已。姓吕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动得很勤。胡参赞也常跟姓吕的通信,竟结成了至好。

  此人之谋报复,是一开头就打定了主意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却顺看情况,视机会而定。不过他也深知情况愈了解,机会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认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会有机会。果然,机会来了。

  这机会其实也就是利用他所了解的情况,胡封翁在家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全家亦无不重视“老太爷”的一言一动,有一次胡封翁“发痧”,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已闹得天翻地覆。姓吕的看在眼里,不由得在肚子里做功夫。几经考虑,定下了一计,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两年前的夏天,天时不正,疫疠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几个人,胡封翁并未感染时疫,只是年纪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个,内心不免抑郁,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吕的便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胡参赞,细述胡封翁的颓唐老境,却又劝慰胡参赞,“为国宣劳,自有天助”;全家孝顺,对老人照顾得极周到,何况还有朋友在,缓急之济,必当全力相助;胡参赞大可放心。

  估量这封信已寄到了胡参赞手里,同时判断胡参赞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话绝无矛盾时,他发了一个电报,只有八个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参赞自然深信不疑,所谓“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来奔丧。胡参赞便向公使陈明;公使电奏:参赞丁忧,请予开缺;并声明派何人代理参赞的职务。哪知电奏到达上海之日,姓吕的又发了一个电报,更正前电。

  可是已经奏了丁忧开缺,却无法更正。胡参赞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有请公使备文呈报总理衙门,转咨吏部备案,否则将来到了胡封翁寿终正寝时,胡参赞连发丧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绝后的笑话。

  醇王由于这个笑话的启发,想到了许多事该敬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电报亦是如此,非得托付给很妥当的人不可;否则机密容易外泄。”他说:“疆臣窥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况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弥缝,那一来朝廷的号令不行,国将不国,太可怕了。”

  听得这话,盛宣怀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时觉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惧,只让他想到电报的好处的必要。

  于是他略想一想答说:“王爷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们知识浅薄的人所能及。不过由王爷的开示,宣怀倒想起西洋的一个法子,不知道有用没有用?”

  “什么法子?”

  “就是密码。”盛宣怀答说:“现在汉字的电报,每个字四码,有现成的书,照码泽字,那是明码,如果事先约定,码子怎么拿它变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码,或者减多少码,只有彼此知道,机密就不容易外泄了。”

  原来还有这个法子,醇王问道:“这个加码、减码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了?”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谓“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张厚纸。使用的方法是,通信双方预先约定,用多大的纸、每页几行、每行几字;其次是看用那种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处?然后就要花心思了,犹如科场考试的“关节”那样,把要说的一两句话,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废话之中。收信的人,将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来的字,连缀成文,就是对方要说的话。“套格”确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来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里有墨水,嵌字贵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绝不知其中的奥妙;第二,是不能畅所欲言,数百言的一封长函中,也许只说得五六句话。

  “比较起来,加码、减吗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怀又说“还有一层,套格一定要预先做知好,送交对方;加码减码,只要先有一句话的约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码本,当然头两个字要用明码,不然对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密码本了。”

  “这话我不大懂。”盛宣怀字杏荪,醇王很客气地称他“杏翁,请你说清楚一点儿。”

  “是,譬如说吧,王爷交代我‘天地玄黄’四个密码本——实际上是交代一句话,‘天’字减一百二;‘地’字减三百三;到得王爷给我密码时,头两个明码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数码都要减三百三十,原码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实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这个码字的字,才是王爷要用的字。”“那么,旁人只要知道了加减多少,密码不就不密了吗?”“是,是!王爷一语破的。”盛宣怀答说:“所以最保密的办法,就是自己编一本密码本;不按部首,随意乱编。这个密码本一样也可以加减数码,密上加密,就更保险了。

  接着盛宣怀又讲了许多使用电报的方法与诀窍,譬如象“洪状元”——洪钧发明的韵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两个字来表明月日,如“寅东”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东为“一东”;当然也可以再加上时辰,“寅东寅”为正月初一寅时,第二个寅字与第一个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会弄错。“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醇王完全为电报着迷了,“杏翁,”他说:“你能不能把电报怎么发、怎么收,演练给我看看?”

  王爷怎么说‘能不能’”王爷吩咐,宣怀自然遵办,不过先得预备预备。”

  “要预备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样,盛宣怀计算了一下,允以五日为期。辞出王府,立即遣派专人到天津,调了两名电报学堂的教习,带同得力学生及工匠,运用收发报机、发电机之类,在醇王府中,临时架线,布置妥当,恰好是第五天自设的限期。

  醇王府的范围很广,花园题名“适园“,正厅名为“颐寿堂”,是恭王所题;内悬同治皇帝御笔“宣德七德”的匾额。这是极严肃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设电杆;所以在颐寿堂后拉线,一端通往堂东的风月双清楼,一端通往抚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风月双清楼写了一通很长的电码交发;盛宣怀亲自在抚松草堂照料,收到电码,交由两名学生分译。

  这两个学生程度很不坏,电码更是熟得不须翻书,便能识字,一个念、一个写;盛宣怀站在他们身后细看,只见写的是:“京华盛冠盖,车马纷长衢,十日黄尘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见林壑疏,朱邸开名园,别在城西隅,东风二三月,杂花千万株,俯檐弄嘉禽,出沼窥文鱼,追陪竟日夕暂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国春日游适园诗也。即录送风月双清楼。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国”指李鸿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别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这句诗竟不成话说了。盛宣怀便指着字面问:“这是不是错了?”

  “不错。”

  “可是意思不通。”

  笔录的那学生想了一下,将“女足女足”四字涂去,另写了“S*S*”二字,盛宣怀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电报新书”中,并无“S*”字;所以醇王用测字法,写成“女足”。

  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个小小变通办法。醇王对于自己初次使用电报,遇到难题,而能应变,且为人所接受,证明他的变通办法是行得通的这一点,非常得意。同时电报在他的感觉中,不仅是可靠的,也是可亲的了。

  这使他记起许多往事,有些得自传闻,有些则是亲身的经历。清宫中对秘密通讯的方法,一向重视,尤其是在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决于俄顷的紧要关头,能够运用独特的秘密通信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记忆中,早年听说过康熙末年夺嫡的许多故事,有的使用“矾书”;有的用罗马字代替满州话的“字头”来拼音,“九阿哥”胤的门客中,有一个是“东正教”的教士,因而发明了用俄文拼音来表达满州话,传递反抗雍正的信息,虽为雍正截获了,却不知说些什么?因而胤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终是个谜。

  醇王亲身所经历的是“辛酉政变”。那时肃顺等人将两宫太后与诸王隔离开来,尤其是对恭王,监视更严;以致于不得已用太监安德海使一条苦肉计,伪装他犯了严重的过失,痛责一顿板子,打发回京,实际上是携带两宫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当时有电报,能用密码通信,调遣神机营到热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凶”,根本就不必他半夜里带人到旅舍,将肃顺从他的姨太太身边拉起来那种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这样,由于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进言,说盛宣怀目前总办电报局的差使,极其要紧,且亦无人替代,不宜对他有所处分。而况就算他有过失,能将电报办好了。亦足以将功折罪。同时李莲英亦一再说盛宣怀如何有良心,一定会感恩图报;如何能干,可资以为耳目,终于使得慈禧太后决定将刘坤一的奏折“留中不发”,只是由总理衙门给了北洋一道咨文,饬令盛宣怀不得干预招商局局务。

  获知了这些内幕,胡雪岩在内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数年以来,他虽看出盛宣怀机诈百出,不是个好惹的人,但总觉得此人还不成气候,无需过虑,而此刻他觉得遇到了一个劲敌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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